刘敬坤：我的“抗战八年”

　　【采访手记】写这篇手记时，想起八年前的一个上午。仅仅是一个闪现，却给我留下了一份关照。

　　那天，我正在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图书馆翻阅1957年的《解放日报》，一个老者关切的声音打断了我：“你怎么对1957年的事情有兴趣?”我回头望过去——一位消瘦的老人，正微笑着站在我身后。他平和的表情中，透出一种只有阅历丰富的人才会有的气质，我一下子就记住了。我告诉他：正在收集反右鸣放期间的鸣放言论，想对右派问题作一些探讨。他点点头：“好呀，这一段历史确实需要坐下来认真研究。”一个多月来我一直孤单地坐在那里查阅资料，老人一句话，让我感到异常温暖。

　　后来资料员告诉我：“你要研究右派，就该找他谈谈，他可是老右派，经历过很多事。”我问：“他怎么称呼?”“刘敬坤，刘先生。”可惜我当时只记住了他的表情和声音，却忘记了姓名。以至我在反右批判文章中明明看到大标题上有“刘敬坤”三个字，也没有想起来，这个刘敬坤，就是几天前鼓励过我的老人。

　　2002年冬天，刘小萌和我共同承接了北京大学社会与发展研究中心知识分子口述生命史课题。这个课题的采访定位是：80岁以上的高龄知识分子;阅历丰富名不见经传的普通人物，或者叫小人物。我们相信历史的真实在很多时候是通过细节展现的，这些细节常常被所谓大历史忽略掉，而构成细节的，正是不同的个体生命在历史事件中的经历。我们希望通过老一辈知识分子个人成长过程的记录和研究，在细节中发现和清理历史留给我们的更为丰富的财富。

　　于是，刘小萌找到了刘敬坤先生，邀请他作为这个课题的第一位口述者。

　　口述就在近代史研究所刘小萌的办公室开始。门被轻轻推开，我又看到了八年前的那一个闪现——直到这一刻，我才把那个关照过我的老人和刘敬坤三个字真正地连接起来。

　　刘先生的口述大约进行了六次，每次五个小时左右。他的顽强的记忆力，他对苦难的从容，他对史实的尊重和责任，表现出这个生命的真诚。访谈结束时，他深深叹了一口气，轻轻地念叨着：我总算是做完了一件事!

　　我不由得想起刘先生口述时的一句开场白：“我是个名不见经传的小人物，但我所经历的却都是历史中的大事件。”

　　需要说明的是，这里发表的是口述中的一部分内容，完整记录了刘敬坤先生八年抗战的经历。为读者阅读方便，我先把口述录音整理成文字文本，交给刘敬坤先生，他不顾八十多岁高龄，花费了很多精力增补和修订了一些重要内容，文中使用的人名、地名都是真实的。今后，我们还将继续这个课题的口述文字，希望能够多引发读者的阅读兴趣。

　　民国二十六年(1937年)，我十三岁

　　我是安徽霍邱人。就在阜阳南边，靠淮河，安徽和河南交界。大概算安徽省内比较落后的地方。

　　我于民国十二年(1923年)十一月出生。我家是个地主，大概算中等地主。开一些作坊，先后有酒坊，油坊，粉坊，规模都还不小。

　　我六岁的时候，家里请了一位私塾先生给我发蒙，先生还带着他的儿子跟我一起念。在私塾，《论语》、《孟子》、《大学》我都读过，《古文观止》也读了，现在《古文观止》的文章还能背好多篇;也读《左传》，但没有读完。旧的书我还有点底子，但(那时)阿拉伯字母我认不得。

　　1933年，我10岁的时候被土匪掳走过，是河南的土匪，那个土匪头子叫张学良(不是西安事变的张学良)，后来被枪毙了。我跟着土匪的人马走了大概有半个多月。被掳的人，就是绑票，有好多小孩子，土匪话叫“野子”，这两个字我不知该怎么写。经过很多周折，走到河南和安徽交界临泉县一个叫范集的地方，我逃脱了。以后才知道，如果一直跟着土匪，就会走到河南的“活地”，意思是土匪之地，你到这家，这家是土匪，到那家，那家也是土匪，跑不出来的，真跑出来，你也就成土匪啦。不过河南的土匪不掳河南人，从安徽掳人，他是兔子不吃窝边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