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敬坤：我的“抗战八年”(17)

2017-12-02 17:56 来源:网络整理作者：摸金校尉手机版

　　上高中以后，我的思想开始变化。《新青年》杂志，鲁迅的书都对我发生了影响。同族的悦之兄寄钱到香港，买来一部李何林的《中国近二十年文艺思潮论》，这部书对我思想的向“左”倾起到关键作用。40年后，我去看望李何林夫妇时，李先生特将这部书送给我作为纪念。

　　回想起来，从初中三年级开始，我们学生中就有政治上的不同倾向了。1939年暑假我上初中三年级，邵华先生利用假期办过一个暑训团，各班都抽调三四名品学兼优的学生前往受训，我们班也有几个，受训时间有两个月。据参加过训练的李炳均回忆：“受训结束时，由邵华先生做介绍人，一律参加国民党，并且还要在入党申请书上按指拇印。我是跑到茅厕里，按了一个脚趾大拇印。是邵华带领大家宣誓的。按国民党规定，凡是由中央委员介绍入党的，都编为特字号党员，但不是特务。”受训回来的同学带着任务在同学中发展党员，确实我也看过有填表申请入党的。从那时开始，同学中闹起“狗子”问题。如果有同学讲了不满的话，过不了几天，学校就在大会上点出来。大家开始怀疑同学中有奸细，参加暑训团的人最危险，当时不知道有“特务”这个名称，称奸细为“狗子”。据说狗子每月可以拿到与伙食费同样数目的津贴。后来大家发现参加暑训团的国民党党员并不一定都是“狗子”，有一些是学校花钱雇佣的探子。

　　有一次，同班的齐国铭?穴年长我两岁?雪，约我到河边玩儿，对我说：“我哥哥，北伐时在东南大学念书，是学校的共产党负责人，被孙传芳抓去枪毙啦。”在南京雨花台烈士陵园确实有他哥哥齐国礼的遗像。齐问我对国民党怎么看，我说：“《论语》上讲的，君子群而不党，我才不参加那个鸟东西。”不久，发生了一件事，我前面讲过的徐心逸先生，有一次在课堂(黑板)上写了一个繁体字的“党”字，然后说：“你们看党字是怎么写的?是尚字下面加个黑字。党是尚黑。”我听后大受启发，在班里到处讲：党尚黑。大概受过训的同学汇报了。训导主任柳子范先生叫我去谈话，问我，你为什么这样胡说!我说：“党字本来就是尚字下面一个黑。”主任笑呵呵地说：“你知道得不少呀，以后好好念书，不要再胡说啦!”

　　从1940年开始，学生中又开始闹出“思想问题”来，经常传言，某同学有思想问题，某同学因为思想问题关到校本部反省去了。我们从皖北来的同学，土里土气，思想保守，很少听说哪个人有思想问题，我当时被同学目为阮籍、嵇康类的人物，排不上号儿。不过，我那时非常心仪有“思想问题”的同学。

　　后来我们听说在女高部读书的柏心锦(现名柏培师)到延安去了。邵校长在大会上说：“柏心锦跑到延安去了，她是柏老先生的女儿，柏老先生是中央常务委员，又是国府委员，柏老先生都不管，我怎么敢管!”这是我在当时听到的、最大的关于共产党的新闻。到了这一年的9月份，有个叫方敦德的同学在夜里跑了，传说他是因为共产党问题跑的。

　　1941年时，有一个同学叫许才贵，解放后在新疆步兵学院当政委，病死了。他当时就是共产党，班次比我高，年岁比我大，我和他们比较接近，他经常叫我们出去，给我们讲艾思奇的《大众哲学》，还讲雷峰塔为什么倒塌……这些事。还有一个同学叫储可久，跟我同班，比我大四五岁，他全都懂，共产党、“否定之否定”、“对立统一”什么都懂，懂得很深。姓许的同学可能是想培养我们几个，我是最小的，我根本不知道这一层，糊里糊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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