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争取抗战胜利作出贡献

　　抗日战争时期，日本帝国主义与中国人民的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国共两党进行第二次合作。中共中央号召全国同胞和军队团结起来，筑起民族统一战线的坚固长城，抵抗日本侵略，打败日本帝国主义。因此，国内的一切斗争，都要服从抗日和争取抗战胜利这个全局。同样，工人阶级对资产阶级的斗争也要有利于抗日。工厂要搞好生产，支援抗战，有力出力，有钱出钱，共赴国难。当时北碚的工厂，生产条件和劳动条件很差，资本家对工人的剥削很重，工人很难维持生活，国民党在天府、宝源等大型厂矿建立了国民党、三青团和特务组织，厂里控制很严，工人没有民主权利，职业也没有保障。但是，北碚的煤矿、纺织和其他行业的工人，在十分困难的情况下，坚持生产，支援抗战。全区的煤矿，除天府、宝源是新法采煤，在采掘运输上有些机械化设备外，其余煤矿都是土法开采，挖煤、运煤都靠人力。而天府煤矿的煤由火车运到白庙子后，上载装船也是靠人力挑运，劳动异常艰苦，工资收入微薄，许多工人不但不能养家糊口，甚至连本人生活也难以维持。当时煤矿井下安全设施很差，常有生命危险。在这样的条件下，工人们为了抗日，不怕艰难危险，坚持生产，全区每天采煤二千多吨，满足了工业生产和民用燃料的需要。纺织工业多是女工，她们在社会上受人歧视，在厂里受工头凌辱，劳动强度很大，生活条件差，其所受压迫剥削尤为深重，但她们从抗日的大局出发，忍辱负重，坚持生产，为国家和人民群众提供了急需的生活物质。北碚的交通运输工人和民生公司的航运职工，在支援抗战中，也是作出了很大贡献的。抗日时期，一致对外，团结对敌。为了取得工人最基本的合法权利和利益，北碚党组织也组织过几次罢工斗争，但目的都是在推动资本家提高管理水平，改进技术安全条件，能够维持工人最基本的生活。罢工是有一定限度的，没有进行无限期罢工和提高过高的要求。一九三九年四月，天府煤矿后丰岩平洞瓦斯大爆炸，烧死一百多工人，一个姓唐的党员也烧死在洞内。天府矿区委对此进行了一次研究，报告北碚中心县委后，认为罢工不利于团结抗日，只向厂方提出从优抚恤死难家属，改善矿井安全设施，资方接受工人条件后，就没有以罢工方式解决。以后由于物价上涨，工人生活维持不了，许建业在白庙子绞车站作管理员时，曾领导党员谭培林、王占云等为取得工人庆祝“五、一”国际劳动节的政治权利和提高工资组织过罢工斗争，资方答应提高工资就复工了。一九三四年，周子成在白庙子时，也因维持不了基本生活组织工人进行过一些斗争，最后资方增加了工人奖金，改善了生产生活条件，工人以抗战为重，问题也就暂时解决了。大明纺织厂，资本家和工头虐待工人，每天劳动12—14个小时，工资很低，生活很苦，日本飞机来轰炸时，不准工人躲警报，生病不给医治，工头还经常侮辱和打骂女工。长期以来积累的许多矛盾，使工人忍无可忍，一九三九年十月，党支部领导工人进行了一次斗争。以后，在三峡实验区暑的参于协商下，卢作孚回北碚亲自处理，资方与工人代表谈判，同意有病可以出厂医治，警报时工人可以躲避，废止厂警搜女工的身等协议，工人就复工了。事后，资方又借故开除了八个工人代表。党员李维奇、曹英也被开除了，开除的工人除个别由实验区署安排工作外，其余自谋职业走了。因此，这次斗争也是有限的，仍然是以团结抗日的大局为重的。在抗日战争中，因为党的工作和抗日的需要，一九三九年北碚中心县委支持创办了黄桷棉纺织生产合作社，一九四二年又办了北碚炼油厂，用植物油炼汽油。后来由于国民党反动派的破坏，也坚持不下去，先后停办了。在厂里的党员分别转移到外地和其他单位，工人就解散了，有的回原籍农村去了。总之，在八年抗战中，北碚的工人阶级，从团结抗日的大局出发，坚持生产，支援抗战，发展了民族工业，他们是付出了很大的牺牲，为抗战作出了贡献。此外，抗日战争这个历史阶段，从北碚工人运动的实践来看，还有一个工人阶级和民族工业的关系问题，抗日战争爆发后，工人阶级对民族资产阶级的斗争，主要是从团结抗日出发的。又因为当时的中国经济十分落后，国家要抗日，人民要生活，都必须发展生产。民族工业发展了，对抗日有利，对资本家也有利，而就民族资产阶级本身来说，多数人也是爱国的。因此，工人对资本家的斗争都是有限度的，同时始终是支持民族工业发展的，如一九三九年大明纺织厂工人的斗争，尽管以后资方还开除了工人，工人为了抗日，为了民族工业的发展，也就忍痛了。而对资方的高级职员，如厂长、经理、工程师等，也是讲团结的，把民族资产阶级当作朋友对待。在发展北碚民族工业上，卢作孚、孙越崎、查济民是有贡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