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敬坤：我的“抗战八年”(13)

　　循着公路向西走，见一片茂林修竹，一条支路在竹林中穿过，我隐约看到竹林中停着好多坦克，大一点儿的同学说，这是中国唯一的机械化部队第200师。据说这些坦克都是苏联造的。我后来从资料上看到，第二年，200师参加了昆仑关战役，发挥了很大作用。

　　往后的路净是山，越来越难走。有一天公路被水淹了，我们在迷迷糊糊中以为走进了河里，其实是河水暴涨淹了公路。一天晚上，宿营在一个叫马底驿的地方，带队的先生告诉我们，周佛海⑨的老家就在这个地方。我们住在一个大户人家，很大，很多房子，院子里都是石条铺地，但没有人。据说这就是周佛海的宅子。周佛海当时是国民党中宣部副部长，兼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侍从室二处副主任，抗战开始就是低调俱乐部的头儿，也是汪精卫的得力助手。大概他家里的人都到南京、武汉去了，一大片院落空无一人。

　　桃花源里可读书

　　终于到了沅陵，我们住在沅陵南门外的尚志小学。这是一所教会学校，房屋和教学设备都很好。沅陵这时还有一所辰郡联立中学，一所教会中学和一家教会医院;有电灯，还办了一份《抗战日报》，我还记得报头的题字是田汉写的，主持办报的是“左”翼作家周立波。上世纪80年代，师友王时风告诉我，当时他就在这个报社当编辑，报社实际上是共产党地下机关支部的据点，支部书记是陈其武的哥哥刘毓璜。这时，国立艺专和江苏省立医政学院也都迁到这里，中央政治学院迁到附近的芷江，很久以后我又知道此时张学良也软禁在沅陵凤凰山上。

　　9月下旬，我们终于到达目的地——永绥。很快就开学上课啦。这时苏校长任国立安徽中学第二分校的分校长。校舍设在永绥东门外的张飞庙和傅壮肃祠，苏校长亲自督工修葺，把破庙改造成教室和学生寝室，又组织大家把一片荒坟开平当操场。这时学校实行全公费，每人每月五块钱，伙食费去掉三块半，剩下的由苏校长代为保管，需要买文具时，写报告给苏校长请批。

　　我们是三个同学坐一张长条桌，睡的是双层的大通铺，虽说条件不像阜阳那么好，但学习环境安静，生活很安定。我们此时都升入了初中二年级，教化学课的先生还给我们做过化学实验呢!因为没有电，物理实验不能做。每天都上晚自习，点的是桐油灯，油烟特别多，等下了自习，鼻子就熏黑啦。没有墨水，钢笔不能用了，就用毛笔写字，英文都是用毛笔写。吃饭睡觉都在教室，以学校为家，也没有放假和不放假的区别，横竖出不来，反而学得很专心。我们都会水，还可以到河里玩耍。课本都是抗战前的，英文课本还是中华书局出的。我那时的英文水平很差，连y和z都认不准。开学后，拼命学英文，早晨四点多起来，点着蜡烛念，一学期学下来，我的英文就排在前面了。

　　到了1939年秋季开学时，学校已经盖了一些茅草教室，我也升入初中三年级，师资力量雄厚：国文先生是国文大师黄侃的入门弟子，叫徐心逸，音韵学家，教古诗词，也教古音。我那时太小，不知古音为什么这样读法，先生也没有教。英文教员柳子范是安徽凤阳人，老东南大学梅光迪⑩的得意弟子。他要求我们跟他讲话必须用英语，我们不愿意，他说：“那不行，就是要说。”初三时他就教我们看英文小说，我在那时候看了好几本英文小说。不过我的数学还是不行，从小就没学好数学，很费劲的。物理教员毕仲翰是日本早稻田大学毕业的，也在牛津学习过，上课时从来都是西服革履，不带任何书，黑板上的板书大多用英文写，教得非常好。这个人本来是共产党，北伐以后要抓他，跑到日本在早稻田待了一些日子，还有人抓他，又跑到英国，和吕叔湘他们在一起，他家很有钱的，抗战国共合作后国民党立法委员陈紫枫作担保，才允许他回国，后来在重庆大学当教授，解放后是西北动力学院的副院长。“文革”中他受过很多苦，让他在寿县放牛，他老家是我们安徽寿县的，听说是饿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