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新华日报》对大后方工人的政治动员(3)

　　《新华日报》这场声授香港三报工人反汪运动的政治动员持续了8个月之久。理论界认为，评判大众传媒的社会动员成功与否的标准在于媒体说服公众的程度。说服成功与否取决于媒体本身对公众的吸引力及制造的公共压力。《新华日报》的这次声授活动激起3000多人、200多个团体以函电、捐款等方式向香港三报反汪工人表示慰问。这说明，香港三报工人不惜牺牲个人切身利益，以辞职罢工迫使报纸停刊打击汉奸势力这一行动得到了全体爱国同胞的认同。也正是这根导火线掀起了全国性的反对汉奸运动的高潮。这种动员不仅使广大工人群众受到一次深刻的爱国教育，同时还打击了-反共势力，因此。有人用了四个字评论这次政治动员，说它是“反汪压蒋”。由此观之，《新华日报》对声授香港罢工工人所做的政治动员，可见一斑。

　　为了争取社会各界对工人困苦生活的了解，《新华日报》派出了大批记者，深入工厂、矿山和其他工人集中地，对工人生活进行广泛的调查。同时也鼓励工人投稿，反映工人的困难和要求。根据一项统计，“国统区工人生活”专栏，1939年共刊出40余条，至1944年已增至130多条，如再加上“国统区工人失业”和“职工运动”专栏所刊出的有关条目，则已有200多条。《新华日报》除了在“读者园”刊登工人们的倾诉和呼吁外，还先后开辟“32人生活线”和“生活一角”等专栏和“工人园地”、“工人习作”等专页，反映大后方工人的艰辛和他们的要求。这些文章所展现在受众面前的是：含辛茹苦为增产抗战物资。为争取抗战胜利作出巨大贡献的工人，在物价高涨、工资低微的情况下，连自己的温饱尚难维持，养家糊口更无从解决，一朝失业，只有流浪街头，在饥饿和死亡线上挣扎。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新华日报》以大多数报纸很少提及而又确实是大后方社会人口的主要成分的工人作为自己的目标受众，为中共赢得民意。

　　此外，《新华日报》的副刊中也有许多反映工人苦难生活的文章。观察《新华日报》的内容，从政治动员的角度来分析，它一方面在不断地强化工人的阶级认同，宣传阶级之间的对立，另一方面也灌输工人要以实际的行动改变现状。

　　为了强化对工人的政治动员，《新华日报》不仅在内容上精心选裁，而且在报纸的编排上非常讲究技巧。最常用的方式有：

　　正反对比。将暴露大后方工人生活困苦的报道和介绍中共陕甘宁边区工人安居乐业的文章放在同一版面，产生了明显的对比宣传结果。例如1944年8月18日《劳动人民的生活》专页，大标题为《一般劳动，两样滋味》，大标题下共有两篇文章：王进的《挑水夫》和白英的《老李》。两篇文章均为描写挑水夫的生活。不同的是，延安的挑水夫为八路军挑水主动争挑重担，而重庆的挑水夫为了活命被迫拼上了老命。更为有趣的是。编辑又特别在两个小标题前分别注明“他生活在延安”和“他生活在四川”。此外，擅用插图：编者常能利用漫画、木刻、连环图画作为插图，这种方式能达到入木三分的宣传效果。

　　由上文观之，《新华日报》对大后方工人的政治动员效果不仅充分体现在它的报道方针、内容及编排技巧上，而且还体现在它的发行量和影响力上。评估受众接触媒介效果的高低好坏，不仅要看受众人数的多寡，而且要看受众对媒介的反应程度、信赖程度以及受众的意志和行动在媒介的影响下出现了哪些新的变化。报纸的发行量是衡量受众人数多少的参照指标。《新华日报》的发行份数，根据1945年1月重庆卫戍总司令部所作的一项情报报告指出，《新华日报》因报价低廉，出版时间较早，且送报派专人负责，故其他报纸尚未全部印妥，而该报已达到户及沿街叫卖。学生、工人均可免费送阅。由于以上各种原因，该报的发行数目日有增加，已达2.2万份，并大肆扩充，遂增至5万份。《新华日报》在当时为一大报，应毫无疑问。一项资料指出。在重庆地区，《新华日报》的销路仅次于《大公报》，而位居第二大报。(z根据《新华日报》1943年对读者成分所做的调查，读者中有20%为工人，《这显示该报尚能受到工人的欢迎。《新华日报》的影响力，不能仅从销售或订阅数上来观察，因为一份报纸到工厂后，常常广为传阅。此外，一些工人的工人夜校、中共的党员培训班等，均以《新华日报》的相关文章作为主要学习内容，工人中的读书会，也以《新华日报》作为主要读物。《新华日报》影响之广、之大不言而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