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时工业企业内迁的历史进程回顾(3)

2017-10-17 13:55 来源:网络整理作者：搬山道人手机版

　　研究表明，为了保障内迁工业企业的正常生产运营，国民政府专门在1938年1 月拟定了《西南西北工业建设计划》，在政府政策的引导下，抗战时期西南和西北的工业得到了快速发展，并为战后工业体系的建立奠定了基础;同时，战时企业内迁的辐射效应还扩展到湖南、江西等地，有力地改善了中国的工业布局。杨小龙则认为虽然是战时的被迫行为，但大规模的工厂内迁大大促进了西南地区工业的发展，为大后方迅速建立起新的工业基础创造了一定的条件。有些研究将内迁企业与后方地区工业化的关系细化到具体的省份，如张国镛和张成明认为大批沿海工业内迁是重庆在抗战时期工业迅速腾飞的关键因素。谭晓钟则研究了兵工企业内迁对整个四川省工业化的推动作用。

　　此外，晁丽华和刘鹤还分别研究了工业企业抗战内迁对云南和湘西地区工业化的促进和影响机制。大量工业企业的内迁，还对后方地区的 “城市化”建设产生了重要的促进作用。贾林东从宏观层面研究了工业企业内迁对后方地区城市化建设的间接影响，认为虽然战时条件较为困难，但工业企业内迁后，后方地区随着工业化进程的加快，也助推了城市化的建设，其中以重庆、昆明、西安最为典型。盛美真则以云南为例，探讨了工业内迁对其社会风向变化的影响，并指出: 工业企业的内迁促进了云南地区居民社会观念的改变，推进了他们的市民化。

　　作为战时的 “陪都”，重庆抗战时期的 “城市化”进程必然为学者们所重视，对此也有着激烈的讨论。李东芝和李宏伟以及刘凤凌均认为抗战时期的企业内迁为重庆注入了城市近代化的因子，使其彻底完成了城市化的进程;而朱海嘉和常云平则提出了不同的观点，认为企业内迁对重庆的城市化进程有 “揠苗助长”的作用，并且产生了大量的负面效应，战后重庆的 “城市化”较为畸形就证明了这一点。

　　工业企业的内迁还在抗战时期促进了后方地区的整体现代化。宫炳成指出，西迁工厂的分布形成以四川为中心，辐射云南、陕西、甘肃、湖南、贵州、广西等省的新工业区，除了推动了后方地区的工业现代化外，大量技术人员的内迁，也带动了教育现代化和观念现代化，以及人口素质的现代化; 陈雷刚认为现代化的核心即是市场化，抗战时期工业企业的内迁，对后方地区传统的小农经济形成了巨大的冲击，在工业化建设的同时推进了市场化体系的建成，从而有效推动了 “大后方”的现代化; 谭刚则从人口流动的角度出发，认为工业企业内迁改善了后方地区的产业工人的技术水平结构，并且在广大后方地区形成了人口众多的工人阶级群体，工人群体的形成现代化的建设奠定了人力资本的基础; 刘鹤研究了企业内迁对湘西地区现代化进程的推动作用; 而王永发则以重庆为例，研究了抗日战争时期工业企业内迁的现代化推动机制。

　　( 四) 典型企业的案例分析

　　抗战时期内迁的企业众多，不同的企业在大后方的发展情况有所不同，对后方原有产业的冲击或促进作用也有区别。因此，国内有部分学者将视角投放至对抗战中内迁企业的典型案例研究中来，且在近几年较为流行。王利霞以汉阳铁厂为个案，研究了钢铁工业内迁对战时经济的影响，结果显示: 汉阳铁厂的内迁重庆，推动了重庆的工业迅速发展乃至大后方工业的整体进步，同时有力地支持了抗战的胜利，为抗战奠定了物质基础; 且汉阳铁厂的内迁虽是历史背景下政治经济的产物，在很大程度上受制于战争的进程和时局的变换，但它仍促进了重庆地区较大程度的跳跃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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