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抗战时期的社论思想

　　在新闻领域，就有这样一份报纸、一位报人，用媒体的力量，宣传着自己独特的抗日主张。1931年5月，胡适为《大公报》一万号纪念刊撰文说，《大公报》之成为”中国最好的报纸”，”不过是因为它在这几年中做到了两项最低限度的报纸职务：第一是确实的消息，第二是发表负责任的评论”。

　　从1911年张季鸾应于右任之邀前往上海担任《民立报》编辑起，至1941年病逝，30年间共撰写文章不下3000篇，其中绝大多数为社评。《大公报》在当时之所以成为”舆论重镇”，与张季鸾及其社评的作用及影响直接相关。毛泽东在1941年张季鸾逝世时发给《大公报》的唁电中，也肯定张在《大公报》的言论”坚持团结抗日，功在国家”。这一时期的《大公报》支持抗日，主张”明耻教战”，但并不轻易言战，这方面的言论屡见于张季鸾的社评和主持人的文章中。

　　一、”明耻教战”思想的内涵

　　”九一八”事变爆发后，社会上的仇日情绪高涨，决一死战的呼声很高，但作为《大公报》总编辑的张季鸾早年留学日本，对日本有较为深入的了解。他认为，应从中日的现实情境出发，特别是要等待中国准备好、有实力之后再开战，因为这一战就必须战胜，只有这样才能彻底打掉日本对中国的野心。张季鸾阐述：”中日问题，非一朝一夕所致，而双方力量悬殊，不应仓促开动战端，目前先要对国人进行明耻教战的宣传。”

　　张季鸾召开全体编辑会议，把”明耻教战”确定为日后的编辑方针。张季鸾通过社评，系统阐述了”备战”在中国的必要性，认为战争一起，时间必定数年，而在中国国情下，内忧外患慎重，决不能报玉石俱焚、同归于尽的悲愤情绪，”与之战，战则必胜”才是对国家民族负责人的做法。”明耻”即为知日，是指通过对日本侵华事实的揭露，激发过敏的民族意识和爱国热忱，以期动员国民、增加国力，有效抵御外辱。”教战”是指向国民传授基本的军事知识，以期任何人在任何时刻都能承担起保家卫国的责任。

　　二、”明耻教战”思想提出的环境

　　”九一八”事变以后，中国人愤怒了，刚刚走上中国现代舞台、担负起”明道救世”责任的报刊，该唤起仇日情绪，还是选择沉默?仇日情绪是否有利于抗战?这都是摆在报业面前的问题。”舆论引导”这一任务也必须有报业去完成。这就是”明耻教战”思想的必要性——通过一份有力量的报刊，传递一个有力量的声音，唤醒一群愤怒的民众。张季鸾任《大公报》主笔，自命为”自由知识分子”，亮起”不党、不卖、不私、不盲”的”四不”旗帜，”九一八”事变后，国难当头，他则当仁不让以”国士”自居，确定”明耻教战”的宣传方针，呼唤国人——一方面应该充分认识到中日之间的差距及抗战的意义;另一方面，教导国人危机事件出现后的应对策略。

　　三、”明耻教战”思想在张季鸾评论中的体现

　　台湾学者陈纪滢曾说：”季鸾先生洞察时事，眼光之敏锐与远大，就中日关系来说，先知先觉，是最权威之政论家。”在”九一八”事变之前，张季鸾凭其对日本问题的关注与了解，已开始察觉对日本对中国的野心。1931年7月12日，他发表《读日俄工业参观记感言》，文中忧虑地指出：”日本一切能自造，而中国一切赖舶来;日本自叹不景气，中日前途更是何等结果?此吾人所大感危惧者一也!”在”九一八”事变爆发的第三天，张季鸾即以《日军占领沈阳长春营口等地》陈述中国与日本的现状，希望中国国民能知己知彼，从此开启了张季鸾把中国文人”知耻而后勇”的精神通过报刊社论传输给社会大众的历程。直至1941年《抗战四周年纪念辞》，整整十年时间，张季鸾用自己的评论，引领着国人的舆论，为中国抗战做出了自己的贡献。其评论内容简要概括为”明耻教战”思想，这一思想与当时中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