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时工业企业内迁的历史进程回顾(2)

2017-10-17 13:55 来源:网络整理作者：搬山道人手机版

　　国内学术界关于工业企业内迁的状况和关系分析较多，且有着丰富的成果。张守广对内迁企业的企业家群体进行了研究，认为后方企业家群体具有以工业家、金融家为核心，联系紧密、代表性广泛等特点; 江满清则着重考察了内迁过程中企业主与国民政府之间的关系，认为在抗战的不同阶段企业主与政府之间有着不同的博弈形态，并对工厂的生产绩效有着直接影响; 吴仁明以 1942 年为分割点，对内迁企业的工业生产情况做了对比分析，并得出国民政府的政策是导致 1942 年内迁工业生产下降主要原因的结论; 李强则对内迁后中小工业企业的衰落情况进行研究，并认为其陷入困境既与政府政策有关，又有着自身的因素[12]; 何梦琳总结归纳了国民政府在抗战时期对后方工矿企业的经济政策并做了正反两方面的评述。

　　( 二) 内迁企业对宏观经济的影响

　　抗战时期工业企业向大后方迁移对当时中国经济的影响也是国内学术界研究的重要内容之一，很多学者基于不同的视角对工业企业内迁后战时经济的变化以及整体经济布局的改变进行了分析，有关这一方面的典型研究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对整体经济的研究，二是对具体产业的研究。在整体经济的研究方面，汪敬虞对内迁后工业企业的工业生产力做了定量分析，结果表明:

　　在抗战时期，由于战时经济的刺激，工业企业的生产规模比战前有所上升，但单位生产率却呈现下降的状态; 朱荫贵和戴鞍钢则对工业企业西迁后的全国经济整体布局进行了研究，认为工业企业向大后方内迁虽然是抗日战争所引致的特殊历史现象，但却在客观上改变了中国的整体工业布局甚至经济发展结构，并且产生了较大的溢出作用，如西北地区并没有迁入多少企业，但工业却得到了刺激性地发展; 叶春红通过对比战前和战后中国各地区的工业企业数量和产量分布，发现战后国内的工业布局更加合理，战前 “东南沿海工业集中，西部地区工业薄弱”的畸形现象得到了初步改变，并指出抗战时期的工业企业内迁起到了关键作用; 苗威则通过分析抗战企业内迁的经济历史意义，论证了西部大开发的现实价值。对于具体产业的研究常常被学者们关注，刘文丰研究抗战时期电力产业发展情况，并认为工业企业集中内迁至重庆，从而对电力有了更多的需求，而资源委员会对企业的协调作用则加大了供给，两者共同作用，推动了电力产业的迅速发展; 刘文丰在后续研究中进一步对战时的电力工业体系做了系统而全面地分析，并指出: 电力企业的内迁、国民政府的政策、资源委员会的协调，共同促进了电力产业在抗战大后方的快速发展; 闫亚平通过对大后方和沦陷区工矿业发展的对比，得出了工矿业企业内迁避免了我国工业体系被日本侵略者”掠夺式”破坏的结论; 赵国壮则对大后方酒精糖料产业的发展做了分析，并总结了国民政府解决酒精糖料问题的一系列政策措施。

　　( 三) 内迁企业与后方地区经济社会变化的关系

　　抗战时期大量工业企业向西部的 “大后方”内迁，必然会带来西部尤其是西南地区经济社会状况的改变。内迁企业与 “后方”地区经济社会变化之间的关系如何，也就成为了我国学者关注的焦点和重点，不仅文献较多，研究也较为深刻全面。这一方面的研究，主要有企业内迁与区域工业化、企业内迁与区域城市化、企业内迁与区域现代化三大类。东南沿海工业企业抗战时期的内迁，必然带动了后方地区的工业化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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