弥尔顿与梁启超：中西自由主义报刊思想五大差异分析(4)

2017-05-24 12:25 来源:网络整理作者：摸金校尉手机版

　　与弥尔顿相反的是，梁启超更希望有限制的自由，他不希望言论出版自由太开放，只要进一小步即可。他先是指出报馆有“无补时艰，徒伤风化”、“荧惑听闻，贻误大局”、“毁誉凭其恩怨”、“义无足取，言之无文”、“歌诗不类”（《论报馆有益于国事》）等五种弊病以自贬，期望通过降低身份来获取清政府对报馆的支持，实际上则向清廷暗示自己的报业活动会限制在封建专制制度允许的范围之内，而且还有为清政府实行言论控制献策之嫌。梁启超认为“人各有权，权各有限也。权限云者，所以限人不使滥用其自由也。”他倡导用法律来确保自由的范围，用道德来确保自由的理性。但其道德仍具有封建专制主义性质，其法律也是在保皇立宪下的对言论稍有放松的法律，因而才会向袁世凯建议行开明专制之治，“只有制裁之自由，则自由而不乱暴”，“窃计治今日之中国，其当操干涉主意者十之七，当操放任主义者十之三”。

　　对于享有新闻自由的人，两者都将其局限在知识分子与道德模范的双重精英身上，梁启超更是以报馆作为精英的依托，精英必须借助报业才得发言的认识，愈加缩小了权利主体的范围与使用权限。而自由为谁服务，弥尔顿主要希望能释放真理，梁启超则是希望为政治和国家指明出路。

　　四、自由主义新闻理论重点支撑论据的差异

　　弥尔顿更多地从个性角度与人文主义角度出发，认为如果撤销《出版管制法》，那“将更符合于真理、学术和祖国的利益”。管制法令在出版界就像一个刽子手，在进行一场大屠杀，不仅杀死了普通的生命，而是杀死了理智，其“主要作用便只是破坏学术，窒息真理了”。弥尔顿举出大量事例来证明历史上不实行言禁的国家的文化是繁荣的、进步的，而有严格言论限制的国家的文化则是封闭的、止步不前的。然后他又反驳出版管制的无理性与非法性，提出法律并不能起到禁言的作用，但人们完全可以凭自己的理智判断书的好坏，禁恶书同时也毁灭了对善的认识，因而要提倡兼容并包的读书方法，没有任何理由和必要来颁布这样一项出版管制法。

　　接下来，弥尔顿又说“如果我们想要通过管制印刷事业来移风易俗，那么我们就必须同样管制快人心意的娱乐活动”，以子之矛攻子之盾，进而说明言禁政策并不能解决根本问题，再加之许可制检查员的品质，因而管制法令“首先对于学术和学者是一个最大的打击和侮辱”，“对于健在的明达之士说来是一个莫大的侮辱，对于已故的贤者流传后世的著作也是一个莫大的损害，对整个的国家都是一种污蔑和损害”,“对我们的神职人员也是一件不光彩的事情”。弥尔顿不断强调出版许可制“阻挠了最有价值的商品——真理的输入”，不但没有任何好处，而是有十分明显的坏处。

　　弥尔顿的自由主义新闻思想受西方古典自然法学派的影响甚为深厚，自然法学派主张天赋人权，自然法“赋予人类一系列普遍的、永恒的自然权利，即生存权、自由权、平等权……”且“人的本性应当得到合理发展”。他不断地从法学、伦理学、哲学、甚至宗教学中来寻找自己观点的理论支撑，以期自己的观点更接近民众及国会议员的日常生活与宗教信仰，从而能为大多数人所接受和认可，达到最终废除出版管制的目的。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共6页: 上一页 1 2 345 6 下一页

相关tag：梁启超弥尔顿论出版自由

上一篇：伊丽莎白一世的省钱大法：卖地卖官放高利贷甚至以巡游为名蹭吃蹭喝下一篇：盲诗人弥尔顿与他的失乐园

热门图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