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研究》1999年第1期

　　关于抗战时期汪精卫与汪伪政权的几个问题之我见 蔡德金

　　近代史所张所长海鹏先生,陈主任鹏仁先生,薛会长君度先生,郭社长俊钅禾先生,各位专家、学兄、各位老朋友:首先请允许我向各位表示欢迎致意,欢迎各位光临此次盛会。这是我们两岸学者在大陆首次举行的专题学术会议。这次学术会议能得以如期举行,是《近代中国》和《抗日战争研究》两个编辑部各位同仁不辞劳苦,真诚合作的结果。尤其是陈主任鹏仁先生,薛会长君度先生,郭社长俊钅禾先生慷慨资助的结果。我本应亲临会议向各位叩谢,但近一年来我两度手术,体力不支,不能到会,实在抱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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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本与汪精卫 张振鹍

　　 本文研究1937—1945年中日战争中日本与汪精卫(汪兆铭)的关系,着重于从几个条约看这种关系的发展及其意义。1937年7月7日日军在北平附近的卢沟桥向中国军队挑衅,由此揭开了侵华战争的序幕。一个月后战火蔓延到上海,发展成为日本全面侵华战争。战争爆发不久,日本又开始了所谓和平工作。公开的军事进攻与秘密的和平进攻平行或交错进行,目的只有一个,就是逼使蒋介石(蒋中正)国民政府屈从于日本,满足其侵略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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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简评《战争与和平:试论汪政权的历史地位》 曾业英

　　 海外中国近代史学者王克文先生于1997年2月14日在台北“国史馆”作了一个专题演讲,题为《战争与和平:试论汪政权的历史地位》(以下简称“王文”),后由该馆林秋敏小姐整理成文,经其“同意”,刊载于该馆馆刊复刊第22期。王文总计六部分,第一部分为“导言”,说明该文目的“是希望跳出‘汉奸’和‘翻案’的框框,从一个新角度检讨汪精卫的‘和平运动’及其所衍生的汪政权”。第二部分为“汪精卫与‘和平运动’之缘起”,说明汪精卫和平思想的来历及怎样从与蒋共主和平到弃蒋独主和平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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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汪精卫与“低调俱乐部” 胡春惠

　　 虽然我对汪精卫及汪伪政权并没有研究,但是能够参加这次包括两岸有关权威学者所组成的学术座谈会,仍然是感到十分高兴的。特别是这一个座谈会能够在此时此地公开举行,它本身就代表着两岸学术风气的一种进步,让以往大家感到禁忌而不愿多谈多思考的课题,变成可以畅所欲言,可以从不同角度交流心得。汪精卫是一个悲剧人物,他的不幸不仅是由于他在抗日情绪最高潮的时代,脱离了抗日阵营,出任了南京伪国民政府代主席兼行政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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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汪精卫的“恐共”与“投日” 蒋永敬

　　 汪精卫“恐共”之病,为时甚早。早在20年代初期,孙中山为确定“联俄容共”时,曾与汪及胡汉民、廖仲恺等几位“核心”同志商量时,汪所表示的反对意见,即充分显示了“恐共”之病。汪以为“共产党如果羼入本党(国民党),本党的生命定要危险,譬如《西游记》上说孙行者跳入猪精的腹内打跟头,使金箍棒,猪精如何受得了”。廖则赞成“联俄容共”,胡则有条件的赞成之。孙中山告诉大家不必怕,他说:“这一点也在乎我们自己,假如严密了我们的组织,严明了我们的纪律,昌明了我们的主义,任何分子加进来合作,我们都是不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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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入日伪内部的国民党地下工作者——略谈何世桢、陈中孚与陆玄南 杨天石

　　 打开《民国人物词典》,有两个人物,一为江苏吴县人陈中孚,1938年任南京伪维新政府行政院长梁鸿志顾问,1941年任汪伪国民政府委员,后又任汪伪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一为安徽望江人何世桢,1939年任汪伪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曾被重庆中央宣布开除党籍,明令通缉。按二人职位,理应列入汉奸行列。但是,此二人在抗战胜利后都没有受到惩罚。不仅如此,何世桢还在上海参预接收日伪财产。1948年并被选为行宪国民大会代表。这就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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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战时渝方与汪伪的地下斗争——以吴开先案为例 邵铭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