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研究》1999年第2期

　　六参政员访问延安再研究 闻黎明

　　1945年7月初,褚辅成、黄炎培、冷遹、傅斯年、左舜生、章伯钧六参政员对延安的访问,不仅是中间党派与中共最高领导集体之间的第一次正式接触,也是中间党派在抗战期间为调解国共矛盾进行的一次最重要努力。由于这次访问达成的《会谈纪要》体现了第三方面与中共在政治民主化进程上的共识,所以史学界给予了很高评价。但是,极少有人注意到这个结果并非就是访问的最初动机。那么,六参政员延安之行的初衷是什么呢,这个目的为什么没能实现呢?这便是本文所欲探讨的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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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卢沟桥事变与牟田口廉也 〔日〕安井三吉

　　到目前为止,怎样看待1937年7月爆发的卢沟桥事变,在日本是研究日中战争的人们之间争论的问题之一。这是因为,人们认为卢沟桥事变是从日中战争的局部阶段过渡到全面阶段的转折点(或者说是日中全面战争的开端),对卢沟桥事变如何认识关系到对日中战争的评价。这几年来在日本提倡所谓“自由主义史观”的人们,在口头上都说应该批判“东京审判史观”和“共产国际史观”,也批判“大东亚战争肯定论”,但是实际上他们越来越接近于“大东亚战争肯定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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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论武汉抗战时期的中国政治特点 唐宝林

　　武汉抗战时期,是指从1937年11月18日国民政府决定迁都重庆而在武汉办公(“临时首都”)开始,直到1938年10月25日失守,近一年时间。这个时期武汉不仅成了全国抗战的指导中枢,而且成为全国团结抗战、民主政治和进步向上的象征。这个时期,与其前后中国近代史的其他各个时期相比,在政治方面有明显的特点,即它是中国近代史上(就全国政权而言)最团结、最民主、最进步的时期。全国团结抗战局面正式形成武汉时期是国共两党和全国各界团结抗战最好的时期,表现在军事上有效配合,行动上和衷共济,政治思想上求同存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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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关陈诚与武汉会战的两则史料 田子渝吴海晶

　　陈诚(1898—1965),浙江青田县人,字辞修,别号石叟。1924年6月,黄埔军校正式建立后,经邓演达和严重援引,入黄埔军校,为上尉特别官佐,担任教育副官一职。以此为契机,他得到蒋介石的赏识。因其战功,屡屡升迁,到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之际,他已是蒋介石特别倚重的军事将领,加陆军上将衔、军政部政务次长兼武汉行营副主任,庐山军官训练团教育长。在八年抗日战争中,参加指挥淞沪会战、武汉会战、鄂西会战、豫中会战等重要战役,负责策定中缅远征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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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浅析武汉会战中日双方作战指导之得失 于国红

　　武汉会战是中日战争第一阶段中规模最大的一次会战,也是中国在该阶段诸次防御战役中组织的最为成功的一次会战。由于中国方面充分汲取了历次作战的经验教训,利用了武汉周边的地形地利,实施了正确的作战指导,从而极大地限制了日军的作战主动权。反观日军方面,在中国的制约下,一再更改作战方案,被迫采取了最不利的作战方式,其表现可概括为:变化多,失误多,协调差,预定目的未能实现。两相比较,中国的作战指导是成功的,而日军则是失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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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武汉会战与持久消耗战略 王文滋

　　武汉会战,从1938年6月12日安庆失守算起,到武汉失守,时间长达4个半月,大小战斗数百次,战场范围包括鄂、湘、皖、赣4省。日军投入兵力14个师团,加上会战中补充人员,共约30万人。中国军队投入124个师,兵力高达100万人。这是抗日战争中规模最大的一次会战,这次会战不仅粉碎了日本妄图以武力迫使国民政府屈服的战略目的,而且极大地消耗了日军的有生力量。武汉会战后,日军再也无力继续发动大规模的战略进攻,抗日战争进入了相持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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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延安女子大学评介 梁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