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研究》1997年第2期(3)

　　1937年11月太原失守之后,我作为《大公报》记者先随军撤退到临汾,以后又渡河到西安。11月底,我在西安接到范长江从汉口来电,说上海、太原失守以后,人心惶惶不安。他要我设法去陕北一次,报道延安的声音。12月1日,我搭上八路军驻陕办事处租来的商车启程北上,在12月3日傍晚到达延安。得到党报编辑委员会徐冰的大力协助,为我精心安排好访问日程,使我先后访问了毛泽东、周恩来、李富春、罗瑞卿、成仿吾等人。对于他们纵谈抗战形势,得出的结论,乐观而坚定的态度,我即以电讯告报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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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抗日战争中的李约瑟博士 萨本仁

　　抗日战争爆发后,现代中国初具规模的科学技术体系遭到严重破坏,一些著名的大学和研究机构纷纷迁往大后方。在极端困难条件下的迁徙动荡中,大量实验和科研设备被损坏,大批珍贵图书、文献资料散佚,方兴未艾的现代中国科学技术陷入了严重的困境。著名英国科学史家李约瑟博士正是在这个时候,不畏艰险,来到中国进行实地考察的。他除在英国筹款资助中国迁往内地科研机构外,还以亲身经历撰写成专论或报告发往国外发表,以期国际科学界能及时了解战时中国科学界的活动情况,并给予国际支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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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亲身经历——对张振鹍先生一种观点的补充说明 郭汝瑰口述宋冬游整理

　　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张振鹍先生发表在《抗日战争研究》1996年第3期上的《淞沪会战:中国的主动进攻与日军主要作战方向的改变》中有如下一段话:“淞沪地区是中国的经济中心和首都的门户,日本帝国主义早已虎视眈眈。中国无意把战争引向淞沪地区自伐肺腑,自损资源,以改变敌进攻方向,而是日本侵略者决意夺占上海。因此,在淞沪地区进行一战势必难免。”(《中国抗日战争史》中卷第152页)这段话显然是批驳抗战史研究中的一个论点:淞沪会战,中国把日本侵华战争的作战重心由华北引到了华东,使敌作战方向从北向南改为由东向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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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项英与皖南事变的几个问题——答金冶同志 王辅一

　　关于项英与皖南事变,史学界一直有争论。金冶所写《评〈项英传〉有关皖南事变的论述》(见《抗日战争研究》1996年第4期)片面引述材料,可能会使读者产生误解,因此,笔者仅就金冶的文章谈点看法,并客观地提供一些史料,供读者明晰。第一,关于研究态度。金冶文完全否定《项英传》有关皖南事变的叙述,说指出毛泽东对皖南事变前形势分析不当和决策上有失误,就是否定“抗日战争中期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中央领导的正确性,以及对毛泽东思想形成的历史过程的看法上存在原则性的分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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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审蒋”无法和平解决西安事变 张伟

　　联系到中共中央在西安事变之前已经制定了“逼蒋抗日”的策略方针,学术界仍有人认为,中共中央在得知西安事变的消息后,立即决定了和平解决的方针;在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方针指导下,对蒋介石个人的处置在策略上有一个发展过程,即由“审蒋”,到“保蒋安全”,再到“释蒋”的变化,这种变化与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方针没有矛盾,只是对和平解决方针的完善。我认为这种观点值得商榷。事实上,在“保蒋安全”的策略提出以前,即西安事变爆发的最初6天中,中共中央解决西安事变的方针还不能真正称得上是和平方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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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谈抗日战争的阶段划分——就教于马仲廉先生 李继华

　　1995年《抗日战争研究》第3期发表了拙作《关于抗日战争的战略层次与阶段划分》(以下简称“拙作”)。1996年,该刊第3期又发表了马仲廉先生的《再谈抗日战争的阶段划分》一文(以下简作“马文”)。马文对拙作既有相当的肯定,也提出了一些不同看法,使笔者深受鼓舞和教益。对马文的不同看法,笔者有的可以理解和接受;有的则难以理解和赞同,特写出来向马先生及其他关心这一问题的专家学者请教。不妥之处,欢迎批评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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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能忘记的历史——评孙金科著《日本人民的反战斗争》 罗焕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