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毒品在唐山的泛滥(2)

　　以丰润、遵化两县为例，丰润县1941年度拔除烟亩为419.17亩，有资料记载：“丰润种植罂粟以小河沿一带(现属丰南辖区)所产最佳，是为‘宣土’。”遵化县因其特殊的行政区划(当时冀东22县中的兴隆即为设在遵化境内东陵地区的兴隆办事处)，“历史上与口外的青龙、平泉、兴隆、承德等县贸易频繁，依赖性、互补性很强，遵化人、玉田人在承德、平泉落脚经商者颇多。遵化县直接受到热河省大量种植、收售、制作、贩卖鸦片的严重冲击和影响。日伪政府除允许某些人开设鸦片膏店外，还允许某些人在城南牤牛桥用几十亩好地种植大烟，城南大草店的闻广富还在口外买地种过大烟”。“遵化禁烟局狠抓种植鸦片的口外兴隆办事处所辖的山区，意在堵死口外毒品产地、收集、加工这条线。孰知地域广阔的兴隆男人女人都会种大烟、割大烟，遵化禁烟局把主要精力放在口外花费人力、物力，结果收效甚微，反而放松了县内眼皮底下的禁烟工作”。1941年度遵化县拔除烟亩仅为6.06亩就是例证。

　　至于唐山辖区种植罂粟的面积、产量、销售等情况，暂无资料说明。

　　二、毒品的来源

　　毒化政策是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者毒害人民的一种罪恶手段。在中国，哪里有日本人，哪里就有吗啡，日本娼妓所到之处，亦即吗啡所到之处。20世纪初，烟毒始流入唐山，至40年代已遍布唐山城乡。据查，日军侵华期间，唐山市毒品来源基本三种渠道，一是大宗走私和小额贩运;二是开辟鸦片生产基地，实行伪蒙疆地区鸦片配给;三是官办贩毒。

　　1、大宗走私和小额贩运

　　为扩大毒品销售，日方除在中国各地开设烟馆和到处兜售毒品外，还在官方操纵下，进行有组织的贩毒活动，“日本人在冀东的毒品走私活动，从1933年春开始猖獗起来。当年5月31日，国民政府与日本签订《塘沽协定》，冀东22县被划为非武装区域。自此，华北门户洞开，为大规模毒品走私提供了条件。唐山在事变前，原有商办长途汽车开往其他各市县镇，后因各地先后失陷，各载重汽车亦随军西退。待协定签订后，战区各县收复，各汽车行之车辆少有发还，唐山各种货物滞销，百华跌价，旅唐日韩侨民见此有机可乘，纷纷组织起长途汽车行，载运客货，直达各县。因在战区，故无人干涉，沿途无人敢加检查，日本人更进一步，‘公开包运吗啡、鸦片、海洛因等违禁品，彼日车行等竟定有包运市价，保险无差，因之各县地痞无赖又得而便于包运一切，本少利厚，双称便利。所有本市二百余家日韩洋行，无一不代购车票，其意即暗示外县购买违禁毒品等，可负责包运到指定目的地’(原载1934年《唐山通讯》)。1934年中日双方签订《北平沈阳通车协定》，并于7月1日起恢复通车，毒品走私更为便利。据调查，当年从大连运出的毒品等私货，每月价值200万元，其中64%在山东沿海上岸，16%在河北沿海登陆，其余20%偷运到江苏’(蔡致通《我国走私问题之检讨》)。此后，胶州海关在山东沿海加强辑私，走私奸商于是将地点逐渐由山东沿海移至比较安全的河北非武装区域的沿岸”。在河北沿海地带，“甚至载重五百吨之轮船，竟亦经营私运!自芦台至秦皇岛一带海岸，现已形成私运船只丛集之区”。与此同时，山海关至关内一带的陆路走私也日渐活跃。“1934年内，日本人山内三郎的南满洲制造株式会社所制造的海洛因，也大量走私进入冀东，然后转入华北各地。山内三郎曾说：‘这个冀东地区，成了从满洲和关东州向中国输送海洛因的基地……，以海洛因为主的各种毒品，从冀东滚滚流向华北五省区’。”1935年，冀东的毒品走私活动更为猖獗，当年5月，日方禁止山海关海关官员在长城上巡查，日韩浪人的走私活动遂明目张胆地进行，加之在日本的操纵下，大汉奸殷汝耕成立了伪满洲国式的“冀东防共自治政府”，作为伪满与华北的中继地带。日本人大规模的走私行为也同时活跃起来。走私者将毒品和人造丝、砂糖、火油、火酒、毛织品、卷烟以及各类生活品自伪满洲运至冀东境内，“最可注意者厥为火油及火酒之增多”。火油有单独包装也有与干海货、食物共同包装，统称为杂货。据资料介绍，火油、火酒是制造海洛因的必要原料。这种局面一直持续到1937年卢沟桥事变。“1937年卢沟桥事变发生后，日军很快占领了北平、天津、内蒙古的察哈尔与绥远大部，并南侵河北、山西与山东境内主要交通要道沿线地区。日本为了应付国际舆论对它在伪满毒化政策的指摘……宣布其在伪满地区实施‘十年断禁鸦片方策’，声言要从伪满洲国驱出贩毒者6000人，所谓驱出贩毒者6000人则是大举迁移日韩制贩毒者至华北的一个阴谋。这样，冀东与热河之间的走私，至1939年仍然相当频繁，大体一个月之内，经长城苇子峪口(今迁西境内)南运者有私因500件(每件100两)，经河口(指滦河口，今迁西县董家口)者有1000件，经白羊峪(今迁安县境内)者2000件，经龙井关(今迁西县境内)者200件，走私鸦片先由当地贼匪保护运输至唐山，再由唐山转运至塘沽以至天津”。在当时，唐山俨然是毒品走私的枢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