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时期的石门情报站

　　抗战时期，日本华北派遣军最高指挥部非常重视石门(石家庄)市的战略地位，在侵占石门不久，即开始了大规模地所谓“石门大建设”。不仅修建了石津运河，石德铁路，还修建和扩建了4个兵营及飞机场。华北派遣军最高指挥官冈村宁次还亲到石门观察，部署对我抗日军民的“扫荡”，使石门成为我冀中、冀南、冀西太行一分区、冀晋四分区等4块抗日根据地的极大威胁。对此，我晋察冀边区予以高度重视。晋察冀边区公安总局在继1941年对太原、保定、北平派遣情报工作取得经验之后，于1942年春天派纪贤(原名陆曦)到石门地区开辟情报工作。他与正定、行唐、灵寿等县党的组织取得联系后，几经选择，决定在正定县建站，并物色了几个不同职业的人选，开始工作。不久，边区公安总局改名为“晋察冀边区政府公安管理处”，由中共晋察冀中央分局社会部部长许建国兼任公安管理处长。当年秋天，纪贤被调回机关他任，改派王应慈负责石门市的情报工作，正式建立“石门情报站”。这个站进行了大量的卓有成效的工作，获得了许多重要情报，为抗日战争乃至以后的解放战争，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克服困难 艰苦建站

　　王应慈接受建站任务之际，正是日本侵略军对抗日军民进行反复地残酷“扫荡”，国民党的反共和曲线救国政策，加上自然灾害，民不聊生，敌后抗日根据地处于极端严重困难的时候。当时中央分局社会部长许建国对王应慈的要求是，尽快建成“石门情报站”，把日伪军及铁路为中心的重大活动和军政情报及时发回边区。这个任务是很艰巨的，一是迅速组建情报组织，获取可靠情报，二是没有电讯器材，只能靠交通员来往传递于敌占区、游击区和边区之间。

　　王应慈是陕西华县人，1932年参加革命工作，1933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从1936年“西安事变”开始，长期从事地下工作，积累了丰富的经验。1940年由延安中央社会部到晋察冀边区工作。1942年到石门地区时，原来的负责人纪贤走得比较仓促，加上王应慈的陕西口音，工作十分不便，社会部就从灵寿县抽调农村干部刘喜才跟他既当交通员、又当口译员。为了熟悉石门周围敌占区和游击区的情况，建立联络点，他们除了和县、区游击队一起活动外，经常在夜间来往穿行于农村之间，有时以设在灵寿的岔头贸易局、慈峪贸易局等作掩护，有时只得露宿在野外山头上和树林里，也有时整天吃不上一顿饭，甚至当他个人单独外出时只好装哑巴……王应慈的大胆、沉着很使情报站的人钦佩。一次，他化装进正定城，身着长衫，头顶礼帽，戴着墨镜，骑着新自行车，俨然一副汉奸的装扮。不料刚到火车站附近，就碰到大队日本兵从石门方向而来。他不慌不忙，和日本兵一道，大摇大摆地进了城，使迎接他的地下工作人员为他出了一身冷汗。他还注意观察，留心一切可以利用的条件为我所用。当时石门卡子盘查很严厉，进出很困难。他看到一辆双套马拉的轿车进出很顺利，一打听，是市郊西三庄村一个大坊坊长(相当于乡长)的。经进一步了解，这个坊长和卡子上伪军及日本人宪兵队等都熟悉，因家中有病人，每月准进市一趟。于是，他夜间登门，亮明身份，提出了要求。这个坊长迫于情势，就满口答应了带他进市的要求。

　　当然，他也有遇险的时候。一次日军“扫荡”，夜间把他和一个区委书记、一个治安员围到北寨村。他们摸到一个老乡家，藏在一个炕洞内，3个人轮流在一个小孔眼用嘴吸气，差点没闷死。还有一次他化装进正定后，被敌人发现。在敌人大搜捕的情况下，他只得当夜出走，最后通过内线，在夜色掩护下由两个伪警察用绳子把他系下城墙，才脱离了险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