榆林职中抗日救亡活动片断

　　1936年春，我考入榆林职业中学，编在第十班。这时， 党在学校的组织遭到破坏，保留下来的党员隐蔽了起来。校长高崇山借助CC派系和私人势力严加控制，学校政治 空气十分沉闷。对"一二·九"运动，在教师和学生中只限于口头谈论，没有人敢于出面组织发动。我是刚入学的初中学生，除参加同年级的活动和府谷同乡会外，很少和外界接触，可以说只埋头读书，不问政治。

　　到"双十二"事变后，榆林和全国一样，政治形势有很大变化，党的活动开始恢复，榆中、女师和职中学生中的抗日救亡活动也有发展。1937年春季开学后，我和教员唐风都的接触，已从请教课程转到谈论时政。唐风都、张明远和阎方听3位教员，是为了到延安寻找党的组织，先后来到榆林暂留任教的。由于唐风都给我们教化学课，X兼任一段班主任工作，对我比较了解，除介绍延安情况外，借一些秘密传递的书刊给我看，记得有《列宁主义基础》和《巴黎救国时报》扒解放周刊》等。这年4月间唐风都介绍我和苏匀参加群众组织"抗日救亡社"，同时参加的还有任相武，壬好善等。当时主要活动是联络同学，收集动向，传递书刊，宣传党的抗日救亡主张。到这年6月中旬，学校提前放假，三校高中学生经西安到南京集训。暑期我没有回家，利用学生自治会代表的身份开展宣传联络工作，到"七·七事变"爆发，在唐凤都的安排下，参加抗日救亡的公开活动。高中学生受训返校后，学生中派系斗争激烈，职中学生反对复兴社头子郝登阁的霸道行为，原自治会主席曹积德(CC分部)，也声名狼籍，由政治色彩不太明显的梁士贞接任学生会主席。以后形势逆转，学生中的救亡活动受到限制，直到寒假时，我们持介绍信分头离开榆林，奔赴革命圣地延安。

　　据张明远同志谈，"七·七事变"前后在榆林学生申的秘密组织和抗日救亡活动，是三校教员中的党员组成党的临时支部领导的。又据唐凤都讲，他们当时除在学生中进行工作外，和当地驻军、上层人士也有接触。党先后派到榆林进行统战工作的负责人，和他们都接过头，了解过有关情况。总之，张明远、唐风都、阎方听三位教员(都是共产党员)，在榆林期间做了不少工作，在群众中留下很深的影响。

　　一、组成党的临时文部，在学生中建立救亡社组织。三校名称不统一(有的叫各界抗日救亡社，有的叫青年救亡社)，参加组织活动的有数十人。由于是秘密组织，三校学生没有直接联系，但通过个人关系有所接触。在职中有任相武、王好善、张鸿志、刘喜、张振兴、苏启仓、张书绅、白国林、苏匀和阎文俊等，女师有董志宏、高崇一、宋新华等，榆中有壬杰、王国斌、张学德等。经过这些同志的工作，又联系着一大批进步同学，其中多数人在1937年底到1938春先后到了延安，给革命输送了一批力量。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一部分人在革命战争中牺牲，一部分人在解放后担任了领导职务，现在他们都年龄大了，从工作岗位上退了下来。大家都十分感激这几位教员的教育和引导，使自己在革命队伍中健康成长，并能保持晚节。

　　另外我看到《榆林文史资料》第七期(1988年)张书绅同志写的回忆《前哨月刊》的文章说，月刊由姬也力负责，张书绅、马沛文任编辑，其中提到参加这一活动的一大批人(有名字的近20人)，都是在抗日战争爆发后，在张、阎、唐三位教员支持下进行活动，我当时看过《前哨月刊》，但没有参加这一工作。

　　二、领导和推动榆林以学生为主的各界抗日救亡活动，使榆林这个边唾重镇，成为抗日救亡的前哨和宣传党的抗日主张的阵地。由于"一二·九"运动和"双十二"事变的影响，党在学生申的组织工作和宣传活动，撤下了进步种子，到"七·七事变"爆发，各校学生和社会各界立即掀起抗日救亡活动的高潮。首先是由三个教员以学校为阵地推动发起成立榆林各界抗敌后援会，请高双成师长当主任，张、阎等公开出面活动，唐凤都参加较少。记得张、阎两位教员除在会上宣传抗日外，还在《陕北日报》上写过文章。我作为职中学生会代表，积极参加这些活动，在校内组织收听新闻广播，及时向同学宣传。其次，由学生会出面组织同学利用暑假上街和下乡进行宣传活动，先后到过牛家梁、米家园子等地，并发出公开信，动员回家同学就地进行抗日宣传。第三，榆林学界召开了几次座谈会，讨论主要内容是国共合作和抗日战争能否胜利的问题，会上有两种对立的意见，张明远等利用这个讲台，宣传党的统一战线政策和抗日救亡主张。我参加了这些讨论会，并和榆中的一位同学分工作会议记录，会议地址在榆申礼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