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争中的嬗变：重庆大轰炸的国际影响(3)

2018-04-26 06:17 来源:网络整理作者：搬山道人手机版

　　抗战初期，日本制定了三个月灭亡中国，随之“北进”、“南进”，进而控制整个亚洲的军事战略。但1938年10月日军占领武汉、广州后，由于军力国力的限制、外交上的孤立和战争长期化的态势，日本当局已无力再组织大规模的进攻战，被迫放弃了速战速决的战略方针，确立了以政略进攻为主、军事打击为辅的侵华新方针。

　　在日本当局看来，“对被压缩中之中国政府若放任不顾，则仍为重大之祸根，必贻后患，故仍须适宜促使其崩溃”。

为此，日本一方面加强对重庆国民政府的诱降，一方面加紧对以重庆为中心的大后方进行航空进攻作战。日本大本营根据《陆军作战指导纲要》，以“大陆命第241号”揭示了大本营的意图和各军的任务，规定“华中派遣军司令官主要担任华中及华北的制空进攻战，特别要压制和扰乱敌之战略及政略中心，同时努力歼灭敌人航空作战力量，并须和海军紧密配合”。同时，以“大陆指第345号”下达《关于陆海军中央协定》，规定航空作战方针是“陆海军航空部队协同在全中国各要地果敢地进行战略、政略的航空作战，挫败敌人继续战斗的意志”。指示陆军航空兵兵团主要担任对华中、华北要地，海军主要担任对华中华南要地的战略、政略性航空作战。十分明显，日军轰炸重庆为中心的大后方地区，就是要“坚决实施战略、政略航空战，挫败敌继续作战的意志”，“攻击敌战略及政略中枢”，“特别要尽力围歼敌之最高统帅及最高机关”。即是要动摇中国政府的抗战决心，摧毁中国抗战的后方基地，最终迫使重庆国民政府妥协投降，以达到其占领中国、结束中日战争的目的。毫无疑问，日军对重庆的轰炸，是一种战略意图十分明显的“政略、战略”轰炸。

　　日军轰炸的政略性和战略性，明确地体现在对重庆实施的三次大规模轰炸中。在1939年到1941年的三年时间中，日军对重庆先后实施了“100号作战”、“101号作战”和“102号作战”三次大规模的航空进攻作战。“100号作战”肇始于汪精卫投日之后，日本认为汪的归顺，必引起后方民众之动摇。主和派重新崛起之际，是瓦解重庆国民政府的有利时机，于是部署了对重庆的战略轰炸。“101号作战”则是在德国入侵欧洲诸国之时，日本受欧洲战场德国节节获胜的刺激，急欲乘机扩大对外侵略，集中了超过中国全部空军力量总数的兵力，配备新型的“司侦式”和“意式”重型轰炸机，对重庆展开毁灭性的地毯式轰炸。“102号作战”却是筹划于发动太平洋战争之前，为尽快结束中国战事，“务期重庆政权之屈服”，

变中国为太平洋战争的后方基地，便再次调动大批飞机，对重庆实施了更残酷的疲劳轰炸。从此意义上而言，重庆大轰炸成为日军军事战略变化的一个晴雨表。

　　日军实施对重庆轰炸的政略性和战略性，也决定了重庆的反轰炸斗争的政略性和战略性。重庆民众英勇的反轰炸斗争，同样对日本军事战略产生了重要影响，尤其是对阻止日军北侵苏联，拖延日军发动“太平洋战争”起了积极作用。

　　日本全面侵华的目的之一，亦为征服中国以解除其北上进犯苏联的后顾之忧。中国战局的胶着，使日本急于摆脱困局。连续不间断地对重庆实施战略轰炸，其目的就是摧毁国民政府继续抗战的意志，促进中国政府妥协投降，尽快结束“中国事变”，进而实施其“北进”计划。但是，连续3年的狂轰滥炸并没有使重庆国民政府屈服、妥协，重庆军民英勇的反轰炸斗争彻底粉碎了日本的战略企图。当苏德战争爆发之际，苏联因疲于应付而致使东部防务减弱，实为日本实现其“北进”计划的良机。可是由于重庆军民坚韧不拔的反轰炸斗争，以及中国正面战场和敌后战场的艰苦抗战，日本摧毁中国抗战意志的目的始终未能得逞，因受“中国事变”的牵制，而最终被迫放弃其北上进犯苏联的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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