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北抗日义勇军假道苏联回新疆纪实(上)(4)

　　三是没有广泛地宣传､动员和依靠最广大的人民群众。抗日初期基本上是军人､宪兵成批的自发抵抗行为，后来不得已才寻求人民群众的支持，但宣传动员的力度远不及日伪军，这就出现了后期抗日义勇军数量锐减而成为日军帮凶的伪军数量却成倍增长的不可思议的现象。

　　四是没有长远抗战的明确目标。对大多数抗日将领来说，他们是深知“持久抗战”的重要性的，但在战略指导上却表现出“速战速决”的强烈倾向，对于如何同日军作战?怎样才能够在有效保存我方力量的情况下战胜日军?缺乏足够的研究和正确的相应措施。

　　五是没有严格的纪律和行为规范。高级将领像马占山､刘宾､王德林这样一些举足轻重的人物都曾同日伪军“合作”过，尽管这种合作主观上都是为了保存和积蓄力量，但对于大多数不明真相的官兵和广大人民群众而言，这种“合作”就是投降，其负面作用远大于它的正面效果，客观上动摇和瓦解了长期抵抗的群众基础。这也是1932年10月以后，不少义勇军成批降日或者自动解散的重要原因。另外，抗日部队内部的思想教育也没有跟上瞬息万变的战场形势，特别是在战场出现重大失利的情况下对官兵教育不够，缺乏能够始终凝聚官兵士气､激扬官兵斗志的思想和精神动力。上述“五条教训”是人们站在现代的角度所进行的深刻反思，但它不会､也不可能抹煞当时特定环境下抗日义勇军的历史功勋。今天的人们也不应该过分苛求高举义旗的先辈，因为那时他们毕竟面对的是高度现代化的､穷凶极恶的入侵者。

　　进入苏联的数万义勇军将士，一夜之间被缴械变成了“战俘”。为了生存，为了养家活口､摆脱饥饿，大多数人靠打苦工重活，或以家什衣物换取食物而艰难度日，不少人在饥寒煎熬中长眠他乡

　　抗日义勇军的失败和可能对其产生的影响，苏联政府是有一定思想准备的，但当4万多人的抗日官兵及其家属大规模地进入时，他们还是感到有点突然。加上当时苏联国内战争结束不久，经济上实行的还是战时“新经济政策”，总体上处于一种百废待兴的状况，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并不比我国的东北好多少，这就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进入苏联境内的抗日义勇军的困难处境。

　　对大多数进入苏联的东北抗日义勇军官兵来说，苏联只是其“保存实力”､“重整旗鼓”的一个大本营，最终他们还是要从这里出发开赴新的抗日战场的，可以说他们都是带着强烈的抗日复仇愿望进入苏联的。可令他们做梦也没有想到的是，在进入到苏联境内后的瞬间，就全部被缴了械。原来，苏联政府早已和南京国民政府达成协议，对进入苏方境内的抗日义勇军，依据相关《国际法》，完全按照战败的“俘虏”来对待。(不少幸存下来的义勇军官兵到死都对这种“待遇”不理解:我们是把苏联看作友邦才进入的，怎么一下子就变成了俘虏?早知如此，我们宁愿战死在东北也不会进入苏联的。)这种没有武器的现实，对于有着强烈复仇意识的广大义勇军官兵，无论如何在感情上都是难以接受的，大家怎么也不能相信会发生这样的情况，不相信这会是真的。看到自己的武器被苏军整车整车的拉走时，官兵们相拥无语，一些官兵躺在地上说什么也不起来，少数人甚至抱头痛哭。根据上个世纪90年代一些当事人回忆，从满州里和兴凯湖(虎林､密山)两个方向退入苏联境内的义勇军中，都有一些因为缴械而精神失常的官兵。而对于这些看似“精神病”的官兵，苏方担心其影响到更多的人员，怕引起集体“骚动”，就采取了集中“看管式”居住的方法。1933年元旦那天，天刚一亮，在赤塔集中居住着“精神病”患者的营地不远处，人们发现了6位义勇军官兵的尸体。苏方负责人解释:他们整个晚上都不休息，不时跑到外面大喊:“要回去，要打日本鬼子，要把日本人赶出东北，要战死在疆场!――”工作人员将他们拉回房子后，他们根本不听劝说，很快便又挣脱苏方人员的看管跑出去狂喊。他们都是在零下四十多度的严寒中，被活活冻死的。在当时义勇军官兵集中居住的数以百计的小木屋里(苏方为接待义勇军专门搭建的)，每间房子､每天晚上都有一些人从睡梦中惊醒，他们都喊着要自己的武器，都哭着要回到白山黑水;更多的人在睡梦中呼唤着家乡和亲人的名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