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北抗日义勇军1936年抗日斗争的作用(2)

　　敌人对抗联与义勇军的联合非常恐慌。伪第四军管区参谋长李文龙的讲话很有代表性，他说：“距哈尔滨40里就有匪，我军不知何时就遭匪害。思想匪保护人民，政治匪反满抗日。最近倾向，无论思想匪、抗日匪和土匪都变成抗日匪，匪贼战线渐互相联络统一形式。伊等在同一目的下，受同一指挥者，直接间接指令，各占据地盘，缴收税金，而取其各种补充”。

　　二、频繁活动，震撼日伪殖民统治

　　1936年义勇军虽人数有所减少，但活动仍频繁，据敌人统计东北抗日武装共出动3.6万余次，150万人次，其中至少二分之一属于义勇军的活动。据统计义勇军共进行3000余次战斗，毙伤俘日军1000余人、伪军400余人、伪警1000余人。义勇军的活动和战斗，扰得敌人惊恐不安。如1月9日《大同报》报道：“匪数甚伙，以其临近青山险凌可依之故，尤其不易剿除，兵力众寡之殊，而匪人熟悉道路，行动敏捷，尤国军望尘莫及”。2月16日又报道：“数讨，此清彼伏。秋季江河结冰，匪屡思披猖，东西出没无常，近大股匪，匪势甚众，友军守备队大批出动，以兹援助。”8月16日报道：“残匪多如牛毛，溃而复聚。”9月6日报道：“高粱茂盛期匪棱竄不欲”。特别是抗日武装与群众结合更使敌人忧心重重。10月20日报道：“此讨彼鼠，兼匪之巧妙宣传，无智农民群起盲从如斯地带，讨伐日军亦受极大牺牲”，“有时明知有匪，而人民密而不报，一般民众对战死、伤者(指日伪军)很少同情。”由于敌人得不到群众的支持，在“人迹罕见之山中，两个月全住帐篷中，与严寒相战，一个部队30人与200人战斗14—15个小时，大多数死和伤”。

　　义勇军等抗日武装的活动确实给敌人造成极大威胁。当时的关东军司令植田，一上任就感到：“日本第一线将兵冒酷寒炎热险阻艰苦，有几多贵重牺牲”。于是急呼：“尤宜先确定根本之治安问题”、“立国以治安为先决”，日伪当局为稳定殖民统治，费尽心机，采取许多措施。1.所谓谋求“建立持久的治安对策”。关东军制定了从康德3年(1936年)4月至康德6年3月止的三年计划——《满洲国治安肃正计划大纲》。伪军政部制定《三年治安肃正计划纲要》，这个计划以三江、滨江、吉林、间岛以及奉天、安东两省的一部作为重点，进行肃正。其项目包括伪警察机构的巩固和整备(分散配备日本警察官，划区设置，提高警察素质，改善警察装备等);治安设施(警备通信网、警备公路、集团部落等);治标工作(扩充情报网，搜索潜伏匪贼及通匪者、讨伐等);治本工作(取缔与收缴民间枪支，彻底普及保甲制，严格户口，除掉匪徒滋生根源等);思想对策，教化工作;实业振兴工作。2.为断绝义勇军等抗日武装与群众联系，强行建立集团部落，“使一切食料物品，不能代为接济”。日伪为此花费巨大，滨江省用170万元，间岛省300万元。据不完全统计至年底已建集团部落2 000个。同时，在全满普遍推行保甲制，户口调查，发所谓良民证，实行保甲连坐，以所谓根绝匪源。3.实行警备统治，将县治安队共18 000人移交伪军政部，在统一集权下，充实治安力量，参加日伪军“大讨伐”。4.将抗日武装活跃地区划为特别治安区。如5月将双城、阿城、宾县、珠河、五常划为特别治安区，在帽儿山设办事处，并拨款70万元。11月在通化成立北部东边道治安工作委员会，大力进行肃正工作东边道治安工作委员会，大力进行肃正工作。5.各地经常开会研究治安问题并不断派军政要人视察督战。如2月3日，召开军管区司令会议;2月8日，伪军第五军管区顾问细木繁由承德去朝阳巡视伪混成第25旅;同日，伪第二军管区司令吉兴到农安督查。3月8日，奉天协和会开会讨论治安对策，伪第一军管区参谋长满良到会报告治安形势。4月3日，伪第一军管区司令于芷山到各地督战。6月12日，伪奉天省召开安、奉、宽地区清匪会议。7月20日，伪滨江省召开各县县长和参事官会议，讨论治安问题;23日，安东省集训各村村长。8月初伪吉林省召开保甲联络会议。10月12日，吉兴到敦化督讨;17日伪三江军管区司令李毓久去依兰督讨。12月12日，伪三江省召开全省参事官会议;同日，伪承德军管区司令王静修到各地督查;17日伪第六军管区召开治安工作会议。6.进行“大讨伐”。从9月开始进行北部东边道九县“大讨伐”，全满日伪军警全部出动，历时半年。敌人虽下这么大的力气仍未能达到彻底根除抗日武装的目的，各地义勇军仍继续坚持战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