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构建和谐社会的实践和启示

　　1940年2月1日的讨汪大会上，毛泽东用“十个没有”概括了延安和陕甘宁边区的社会状况：“一没有贪官污吏;二没有土豪劣绅;三没有赌博;四没有娼妓;五没有小老婆;六没有叫化子;七没有结党营私之徒;八没有萎靡不振之气;九没有人吃磨擦饭;十没有发国难财。”同年，著名爱国华侨领袖陈嘉庚分别对重庆和延安的政治、经济、社会风气进行考察之后，更是得出了“中国的希望在延安”的结论。从当时边区社会的整体状况来看，社会秩序良好，经济发展，为政清廉，政治民主，可谓之和谐。在外敌入侵、内部动荡的战乱年代，中国共产党构建的陕甘宁边区和谐社会，扭转了国家和人民的命运。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的社会和谐，与我们今天所说的社会主义社会的和谐，自然是有区别的，它留有当时历史条件的烙印。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的社会和谐是围绕全民族抗战这一中心任务展开的，是在新民主主义理论指导下完善的，具有其自身的特殊性，因此有必要对当时陕甘宁边区的经济、政治、文化等各方面做一个具体的分析。

　　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为边区社会和谐奠定物质基础

　　由于边区是中共中央的所在地，因此与边区政权系统同时存在的，还有一个类似于国家政权的系统，这就使边区的非生产人员具有相当的数量。有材料显示，边区每万人要养活536个非生产人员，这在当时是非常困难的。尤其在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以后，陕甘宁边区遭到军事包围和经济封锁，外援几近不存，导致边区出现了严重的财政经济困难，曾经“几乎没有衣穿，没有油吃，没有纸，没有菜，战士没有鞋袜，工作人员在冬天没有被盖”。于是，党中央和毛泽东发出了“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伟大号召，陕甘宁边区政府发动一切机关、学校和后勤部队开展大生产运动，自己开荒种地，以达到粮食蔬菜的部分自给。同时，边区政府贯彻“发展经济，保障供给”的总方针，在农业方面主要通过减租减息解决了土地问题。经过边区军民不懈的努力，边区的社会生产有了极大发展，人民生活水平得到改善，这是边区社会和谐、稳定的坚实基础。

　　以公平正义为基本原则，维护社会稳定

　　陕甘宁边区社会公平正义的基础是各阶层公民权利的平等。首先,边区在政治上恢复了地主、富农、资本家、僧侣等阶层的公民权,以各抗日阶级的联合专政代替了土地革命时期的工农专政。边区各阶层的人民无论其政治态度、精神信仰、经济地位如何,都享有平等的公民权。陕甘宁边区基于公民权利的平等,使边区的公平正义得到了最广泛的社会认同。其次，在民族矛盾成为主要矛盾的情况下,党注意调和农民和地主、工人与资本家的对立关系,维护各抗日阶级的利益,促进了社会各阶级的和谐相处,巩固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农村,将没收地主土地分配给农民的土地政策转变为农民交租交息,地主减租减息的政策。“一方面保证地主能按法令减租,一方面又保证农民在减租后能按照法定额交租”,这样就同时保障了地主和农民的人权、地权、政权(这里指政治权利)、财权,调节了原本对立的农村阶级关系。

　　建立社会主体多元化格局下的利益调节机制，调动社会各方面积极性

　　维护社会和谐需要正确处理各种社会矛盾,确保社会稳定团结。党在执政陕甘宁边区时期,注重化解客观存在的社会矛盾,将社会各阶级团结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内,凝聚了中华民族的整体合力。抗日战争时期尽管民族矛盾占主导地位，但阶级矛盾依然存在。不同阶级之间的对立与斗争，归根结底在于政治、经济等利益的冲突与对抗。消除阶级之间的对抗，实现各阶级联合抗战，建立在维护抗战主体力量，即在满足工农大众利益基础上建立不同阶级、阶层需求的利益分配调节机制，是构建边区和谐社会的关键性因素。

　　对陕甘宁边区和谐社会的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