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东抗日根据地是我党统战工作的成功典范

　　审时度势 决策制宜

　　事实上，早在浙东根据地初创之前，当卢沟桥头抗战的枪声一经响起，全国上下立刻风起云涌，掀起了同仇敌忾、以血肉筑成新的长城的浪潮。面对存亡绝续的危难时刻，始终以民族意志和群众利益至上的中国共产党及其武装力量，义无返顾地展示出包容天地的勇气与胸怀，顺应了“宁为抗日死、不作亡国奴”的潮流，捐弃前嫌，大义凛然地主导并促成了“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和国共第二次合作的实现，从而在全国范围各个地区、各个阶层推动民族抗日统一战线的迅速形成。

　　于是，从长白山到海南岛，包括黄浦江两岸到杭州湾南北，无数有血性的仁人志士和青年才俊，纷纷响应党的号召，就地集结、揭竿而起，利用各种名目组成了保国卫家的武装力量。在沪杭甬地区，就出现了江南抗日保卫团、淞沪青年抗日工作团、浦东游击队、鄞西飞鹰团、定海吴榭自卫队，还有苏浙别动队、忠义救国军、宁波自卫总队、三民主义青年团鄞西区队等等。尽管其中鱼龙混杂、不乏社会上浑水摸鱼的投机成分。但是经过我们党组织锲而不舍的团结、争取和改造、锤炼，有不少终于逐步成为真正的劳动人民的子弟兵和党的忠诚战士，成为开辟浙东抗日根据地的力量来源之一。

　　据笔者掌握的尚不完整的资料，连当时担任“(国民党)江苏省党部委员”、“第三战区战地党政委员会指导员兼上海通讯处主任”的原全国政协常委王艮仲先生，在事隔将近半个世纪的1985年还记忆犹新地回忆说：“那年(一九三八年)春夏之间我在武汉，接触到中共党员和进步人士，接受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我到上海后，即公开表示，团结有志之士共同抗日。我找中共党员和进步人士合作。我通过盛幼宣找到了林钧，又通过林钧找到郭君毅，又找到了金学成。我与他们合作，组织了一个抗日团体，名叫‘淞沪青年抗日工作团’，筹备组织一支抗日游击队。”①

　　针对当初时势，上海地下党组织遵照中央有关指示、本着统战精神迅即作出回应，有理、有利、有节地借助国民党内部左派力量的斡旋，很快组织力量，就地投入武装抗战。如1937年10月由张爱萍指挥的五百勇士以“苏浙别动队第一支队第三大队”的名义在华漕镇吴淞江畔同日本强盗的殊死搏杀，与“八一三”四行仓库八百勇士英勇抗敌的业绩同样彪炳史册。②

　　同时党组织还调动党内同志以各种公开身份为掩护，在顾祝同、韩德勤、戴笠等国民党魁控制的上海市区及周边地区迅速恢复、建立起联络、情报网络，如闸北的五卅小学、华华中学、难民收容所、法租界霞飞路的华国小学、南市蓬莱路的大川书店等等，而且陆续有林钧、吴建功、周大根、郭君毅、连柏生、朱亚民、朱人俊、姜文光等分别接受江苏省委暨浦东工委和八路军办事处的指示，在上海四郊、特别如浦东，分别组织起归我党直接指挥的抗日武装力量，并按照“灰色隐蔽、积聚力量”的党内指示，各自取得自我生存和发展所必须的灰色番号。

　　其时在浙东地区，同样也有朱镜我、鲍浙潮、秦加林、林一新等等党内同志，也相机调动各种关系，在各区各乡迅即播下抗战火种，隔杭州湾与浦东相呼应。在当时中日双方及国共两党都非常重视的政治经济重心和敏感地区迅速打开我党领导的武装斗争局面。

　　正是得益于在抗战大潮涌动初期遵照党内指示所奠定的统战基础，因而当1941年初宁绍沦陷、上海及浦东地区抗战形势一度逆转并严重恶化的关键时刻，党组织相机作出“浦东部队在不得已时，只好反正，向余姚或杭州以北敌后一带活动。……为使该地区部队可以立脚生存，即可派谭启龙等，携带电台前往主持”的决策③，使我党领导的武装力量在一年多时间内，以统战策略为依托、陆续利用第三战区淞沪游击队第三、第五支队以及伪十三师五十团反正部队名义，分批由浦东从容驾船南渡杭州湾登陆，并及时取得“第三战区淞沪游击队宗德指挥部第三大队、第四大队”(简称“宗德三大、四大” )、“苏鲁战区暂编第三纵队(简称“苏鲁暂三纵” )”等番号作掩护，通过在相公殿、梅园村一带英勇杀敌，受到当地民众欢迎和各方势力的默认，进而逐步与浙东地下党组织融合而终于立稳脚跟。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