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牙密使事件历史背景 海牙密使事件经过(3)

　　在安顿完毕和准备就绪以后，韩国密使于29日开始活动。当时韩国外交权已经根据《乙巳条约》而被剥夺了，无权派使节到外国。密使首先的工作就是取得海牙和平会议的列席权。他们在6月29日当天拜访了万国和平会议主席、俄国代表涅利多夫伯爵，将他们的委任状、高宗的亲笔信、《控告词》及附属文书等出示给他，向他说明了乙巳保护条约的非法与无效，并请求他给予韩国密使在会议中的席位。但涅利多夫却将决定权的责任推诿给会议的东道主——荷兰政府。事实上，涅利多夫先前已经接到俄国政府的指令，称“他们不是正式的代表，因此请避免与之接触。”所以涅利多夫才会对韩国密使虚与委蛇。于是，3位密使又于7月1日去拜访荷兰外交大臣胡恩德斯（Huondes），但胡恩德斯对韩国密使的辩解置之不理，并以各国政府均已承认《日韩保护协约》、韩国政府已不能行使外交权为由拒绝了韩国代表的列席要求。他们还向万国和平会议中专管仲裁事宜的第一委员会呈递了高宗皇帝的亲笔信，但第一委员会仍以相同理由拒绝韩国密使参加会议。接着，他们又拜访了美国、法国、德国、中国（清朝）等国家的代表，向他们递交相关文件，但都无功而返。

　　场外活动在无法透过正式途径获得会议列席权的情况下，3位韩国密使决定采取迂回路线，展开“场外外交”，企图透过非正式途径取得进展。他们与讫法找到的斯戴德记者取得联系，前述的《和平会议报》不仅刊登《控告词》全文，而且从各方面报道密使们的活动。斯戴德在该报上发表以《是什么理由把韩国除外了呢？》为题的文章，大书特书密使们坚持不懈的活动。这些报道，又先后被转载到《伦敦时报》、《纽约先驱报》等欧美各国的重要报纸。李相卨在日记中写道：“自此各国新闻员日来委访，不胜酬接，法、德新闻，极表同情。”

　　在斯戴德的介绍下，3名韩国密使还作为贵宾参加了与海牙和平会议同时召开的国际协会（The Foundation of Internationalism）演讲会，国际协会的出席者不仅包括各国的代表，而且还包括社会知名人士、各国代表的随行人员以及各国新闻记者团。在1907年7月8日夜晚的聚会中，3名密使之一的李玮钟用流利的法语，以《韩国的控诉》（A peal of Corea）为题，在国际协会登坛演说，向世界揭露了日本侵略韩国的真相和罪行。他的演说使与会人员深为感动，全场响起喝彩和鼓掌的声音，对李玮钟热情真挚的演讲赞叹不己。于是，该聚会由《火车头报(The Locomotive)》的总编布鲁斯霍夫特（Brooshooft）提议，经波兰的一位媒体人士修改，全场通过了关于同情韩国的立场和对日本表示愤怒的提案。李玮钟的演说成功地引起了国际舆论的关注和同情，李相卨记载李玮钟的演说“傍听极多，各国新闻逐日论我韩事情，俱表抑日扶韩之情”。翌日，讫法抵达海牙，在当天举行的一次记者招待会上，讫法应斯戴德之邀，再次发表同李玮钟的演说大意相同的演说，从旁支援了密使们的活动。

　　失败结局

　　尽管要求韩国密使列席会议的呼声越来越高涨，但万国和平会议方面还是“权托公例，漠然无应”。当时，日本早已得到了韩国皇帝派密使到海牙的消息，对此怒不可遏。日本首相西园寺公望、外相林董及韩国统监伊藤博文在东京经过商议以后，决定先急电日本驻荷兰公使、万国和平会议代表都筑馨六确认密使之事，随后在会议主办方和各国代表间运动，千方百计阻挠密使列席会议，因此韩国密使访问会议主席、荷兰外长、第一委员会和各国代表都碰了壁。在密使展开“场外外交”时，都筑馨六又指令日本记者、后来任《每日新闻》董事长的高石真五郎与密使接洽，窥探他们的情况。高石真五郎两度拜访密使，并想拍下他们的委任状以便确认是否是高宗皇帝亲自派遣的，但遭到韩国密使的拒绝。他尽管拥护日本政府的立场，但还是留下了如下报道：“不能不说他们三人是真正的爱国志士。虽然显得贫穷，但看他们的风度和举止言语显然是因深忧国家的衰亡自告奋勇而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