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时期的大公报(上)

　　《大公报》创刊于1902年，至今已有103年的历史，是中国新闻史上具有重大影响和崇高声望的报纸。在她的103年的历史当中，抗日战争时期这一段，影响最大，声誉最隆，是《大公报》报史中的最光辉的一页。周恩来总理在1958年和《大公报》当时的领导人费彝民谈到《大公报》在抗日战争时的表现时，就曾经肯定地说：“她是爱国的”，“她是坚持抗日的”。毛泽东在1941年张季鸾逝世时发给《大公报》的唁电中，也肯定张在《大公报》的言论，“坚持团结抗日，功在国家”。这些都是对《大公报》在抗日战争时期的表现的最权威的肯定。

　　《大公报》的爱国和抗日，并不自1937年7月7日抗日战争爆发之日始，而是一以贯之的。

　　《大公报》的前三代主持人都和日本有过密切的关系。《大公报》的创办人英敛之应日本报界邀请访问过日本，接办英记《大公报》的王郅隆曾多次浮槎东渡，并最后死于1923年的日本关东大地震。新记公司时期的“三驾马车”吴鼎昌、胡政之和张季鸾，都是清末民初赴日本留学的中国留学生，在1926年他们接办《大公报》到抗日战争结束的这一段时期，报社内拥有一支在全国范围内说来都算得上是顶尖级的对日本政情、军情、国情十分了解的知识分子群体。即除了吴、胡、张三个人之外，还有对中日关系的历史作深入研究写过七卷本《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的王芸生，和曾经在东京大学攻读社会学1937年毕业回国办报的日本问题专家李纯青。但他们在大多数情况下，都只是知日，而不亲日。早在英敛之时期，《大公报》就对日本军国主义者对中国的觊觎和北洋当局的媚日行为，表示过强烈的不满。1915年日本强迫袁世凯当局接受不平等的二十一条约，她是坚决反对的。段祺瑞内阁发动的满蒙五路对日大借款，她也是坚决反对的。

　　对1931年“九・一八”事变至1937“七・七”事变全面抗战爆发前这一段时期日本帝国主义者的侵华活动，《大公报》也表现了强烈的义愤。1931年“九・一八”事变的第二天，《大公报》就报道了日军攻占沈阳北大营发动侵华事件的消息。9月22日又在后续的消息中配发评论，要求日方“先行退兵”。10月7日又发表题为《明耻教战》的社论，要求“全国上下，彻底明白国耻之由来，真切了解国家之环境，实际研究雪耻之方案。”此后，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明耻教战”始终是《大公报》评论和报道的一个中心课题。与此相配合的有两大举措，一是从1932年1月5日起开辟“国难痛史一页”专栏，揭露“九・一八”事变后“日军在东省凶残横暴之一斑”。一是从同年1月11日起，开辟“本报特辑”专栏，连载王芸生所编撰的《六十年来的中国与日本》。前者连续刊载了10天，后者每天见报，连续刊载了两年半。正文前还冠有“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国耻认明，国难可救”等字样。王芸生的这部专著，记载了自1871年中日两国签订《中日修好条规》至1931年“九・一八”事变中日之间的重大交涉事件，以帮助读者了解甲午以来日本凌辱中国的历史。为了撰写这部专著，王芸生查遍了京津两地图书馆、档案馆和博物馆收藏的大量文献资料，走访了能够找到的曾经参与两国外交活动的前清和民国外交官员，掌握了大量的第一手材料，成为在中日两国都具有重大影响的日本问题专家。

　　对此后发生的1932年的淞沪抗战，1936年的绥远抗战，红军的北上抗日，《大公报》也都作了积极的报道。范长江为介绍红军北上抗日所写的系列通讯，如石破天惊，影响尤为巨大。此后为“西安事变”所作报道和评论，也和她所一贯坚持的抗日爱国的主张，息息相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