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1年中条山战役前后国共两党的论战(9)

　　需要注意的是，徐永昌对蒋让刘为章找周恩来面谈这种方式是很不赞成的，认为“蒋先生此种作风一如孙老二(此时惧敌无用，求共亦只遭其轻视而已)”。而唐纵则认为“提议发动各机关各团体呈请中共部队协助国军打击敌军在晋南之蠢动”体现了“委座之贤能诚不可及也”。也就是说唐纵赞佩的是用激将法这种方式，因为它借用的是社会的、民间的力量；而徐永昌反对的是由军令部次长面谈的方式，因为这是官方行为。当然，所谓刘为章“面询”云云，至少在毛泽东听来，肯定是一种反问或质问，所以称之为激将法；其实，徐永昌或崔可夫也认为是质问。徐永昌5月9日的日记就记载：在会报会上，苏联军事顾问崔可夫就“藉委员长质周语，会报时提议命令十八集团云云”。

　　徐永昌更反对用直接下命令的方式来要求八路军配合作战。5月9日的会报会上，会议由多数人议决：“一、令卫立煌指挥朱德作战；二、以蒋委员长命令并叙日人乘我内部磨擦将侵洛、潼，十八集团如尚不放弃抗战，应即加入作战。”徐永昌对此很不赞同，他说：“共军不加入作战，国军是否即不能抗日？如此妥协将置委员长前令于何地？如必取第二案者，应仍加入一句，即令其并遵行撤至河北作战命令。”此处徐永昌提到的“委员长前令”就是1940年7月16日蒋要求八路军、新四军开往“冀察两省及鲁北晋北”的命令，所以徐永昌认为即使此时要求八路军配合作战，也必须“令其并遵行撤至河北作战命令”。会议结束之后，徐永昌觉得如果“即对该军下令，必贻后悔”，特再次电话告知蒋介石：“(二)我们应告周恩来以前日之话是警告性质，彼亦有军誉与人格及对国家的良心，这次敌人进攻，十八集团打敌不打敌，即证明其与敌妥协不妥协。(三)同时亦不必令卫立煌指挥之，因周恩来自会知照朱、毛。(四)我们真要对之妥协，亦必待敌人此次攻击过去平息后再与商讨，不应在敌人进攻时示弱也。”此处的第二点很值得注意，因为徐永昌明示其后半段是蒋添的，也就是说蒋也同意不直接命令八路军配合作战，但要提醒中共：你亦有军誉与人格及对国家的良心，这次八路军打不打日军，就是中共与日军妥协不妥协的证明。蒋采用的仍然是激将法。而且，蒋“完全同意将二三两条即电话为章办理”，因为第二天早晨刘为章又约定周恩来见面。虽然这时蒋介石已经得知中共的答复，并认为这是“中共藉此要胁，应以淡然处之”，但依然命令刘为章再次约见周恩来，可见他是非常急于“请”中共出兵配合作战。

　　此时，不仅蒋介石急，就是前方指挥官卫立煌也很急。5月10日，毛泽东、朱德致电彭德怀说：“关于卫立煌要求配合作战，请拟一部署计划电告。”同一天，卫立煌也致电彭德怀要求八路军配合作战。需要注意的是，此处毛泽东说的是卫立煌要求配合作战，而不是蒋介石要求配合作战，这说明卫在5月10日之前已与中共联系过，而且此举很可能没有告知蒋，不然蒋不会在5月9日还同意“不必令卫立煌指挥”朱德，并让刘为章在5月10日再次约见周恩来，自己又于11日亲自约见周恩来。蒋告诉周恩来：“只要你们用游击战争的方法，切断同蒲路、正太路、平汉路等，敌人一恐慌，一定会恢复原状”，“你们如配合行动，我决不会亏待你们，饷弹有了成绩后自然发给”，“各地反共捉人，要使他们安心，我一定命他们放人”。大概周恩来的回答较为积极，所以蒋判断“中共对晋南战事或能望其参加击敌也”。可以说，蒋已采用了命令的方式，只是采取的是“口头告知”式的命令，而不是用文电下命令。这两者间有重要的区别。1940年12月9日的王世杰日记就记载说：蒋命令新四军限期移往黄河以北的命令“系以口头告知第十八集团军驻渝代表叶剑英，其尚未用文电者，或系略留伸缩之余地也”。由此可知，蒋即使不得不下命令，也很注意下命令的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