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1年中条山战役前后国共两党的论战(11)

　　23日的《大公报》社论还敦促中共“拥护国民政府”。26日，毛泽东致电周恩来指出：这是国民党的第二个将军(第一个问我们是否配合作战，第二个问我们是否拥护国家中心，都是向我们将军)。毛同意周恩来的意见：暂时置之不理。25日，《新华日报》以社论的形式刊发了前述周恩来写给《大公报》的信，毛泽东认为这是对国民党的造谣污蔑反将一军。28日，《解放日报》又发表社论《谣言与烟幕》，针对国民党说中共不打敌，以及日方制造的“中共与日军从不冲突”等谣言予以驳斥。可见双方都很重视运用宣传来巩固本党的政治形象。

　　四、中共答应出兵及出兵的效果

　　在讨论中共是否出兵这个问题时，必须明确一点：中共和国民党一样，都担心对方投降日本；而且，在中共看来，蒋介石反共也是意在与日本妥协。5月14日，毛泽东在致周恩来的电文中就指出，蒋介石“发动两次自毁藩篱的反共高潮给日本看”，是希望日本不再进攻，但蒋的这个政策根本错了。

　　另一方面，日苏中立条约的签订也确实让苏联的形象大为受损，让中共遭受很多国人的质疑，怀疑中共会追随苏联的步伐，和日本妥协，从而不配合中央军对敌作战。1941年4月17日，黄炎培“招周恩来、董必武来，舜生、伯钧亦到，请中共表示态度。周极言苏联此约乃其一贯之政策，与对华毫无关系，至中共态度，决不因此变更云云。董略同”。19日，沈钧儒、王造时、张申府、史良等九人，“素以亲苏著名。今日致一函于苏联大使潘又新，询问日苏协定之意义，意存责问”。23日，唐纵日记说：“闻向日同情中共之青年，莫不痛哭流涕。”从这几则史料足以看出中共在此时受到的舆论压力是很大的。但必须指出的是，中条山战役之后，加上同年6月22日德国进攻苏联，中苏英美间的合作更加紧密，国内政治格局因此发生转变，人们对中共的疑虑也随之消失了。

　　5月8日，毛泽东要周恩来答复国民党，配合作战是“当然如此，不成问题”。同一天，毛泽东起草的《关于打退第二次反共高潮的总结》则指出：中日间的民族矛盾依然是基本的，国共间的阶级矛盾依然处于从属地位。5月9日，毛泽东、朱德致电八路军、新四军各部负责人：“日来平汉、同蒲各路运输甚忙，战事有在近日发生可能。判断经此役国民党反共气焰当大减杀，时局有好转希望。”“国民党要求我军配合作战，唯仍想用激将法。”“我们方针决不被其激将法所动……在接近豫陕地区，应有相当部队配合友军作战，并极力发展统战工作。但不要乘机向国民党地区扩展，使蒋桂各军放心对敌。”此电非常重要，有两点值得注意：第一，毛泽东这时还不知道晋南战役已经正式打响了，这也说明中共的通讯联络确实不那么便捷，所得到的信息也要慢几天；第二，毛泽东要求在战事可能发生的地区，应有相当部队配合友军作战，而且各地不能乘机向国民党地区扩展，以便蒋桂各军放心对敌。

　　5月14日，毛泽东、朱德又致电彭德怀：“据悉：敌兵沿黄河增多，飞机亦有增加，敌似有在飞机掩护下抢渡可能，我军于此时机有在敌侧背给以打击以振奋国民党之必要”。“目前国民党非常恐慌，望我援助甚切。判断在日寇此次打击下，国民党不能不向我讨好。国共地位将发生根本变化，我党在抗战中将日益占据领导地位。因此，我们的基本方针是团结对敌，是配合作战，但决不为国民党激将法所冲动，而是周密考虑情况，给以有计划的配合。”“我意主要配合区域应是晋东南与冀南，其他作为次要配合区域(即按寻常状态作战)。”毛泽东强调，中共的基本方针是团结对敌，是配合作战。而且，毛泽东把八路军一直在进行着的与日军的作战(即寻常状态作战)也看作是配合对敌作战。关于这一点，《邓小平年谱》中的一则材料可以说明。5月18日，邓小平和刘伯承在通报冀南军区动员群众击敌、破路的战绩时说：“冀南军区为粉碎敌之全面占领冀南及实行‘清剿’的企图，自本月五日至九日以新七旅及冀南军区四、五分区，动员群众两万余人，实行了五天的大破袭。计大小战斗十七次，破路、破墙、填护路沟共十四次，攻克敌六个据点，毙伤敌伪一百三十余人，生俘伪军五十八名”。在邓小平等人于5月5日至9日对敌展开破袭战的时候，他们根本还没有接到配合中条山战役的命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