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1年中条山战役前后国共两党的论战(5)

　　但是，到2月7日，国际间对于新四军事件，仍然“群以中国将发生大规模之内战为惧，且颇多受共产党方面宣传而不直政府之处置者”。2月8日，美国总统私人代表居里谒见蒋介石，转陈罗斯福总统的意见：“中国共党与国民政府相类者多，相异者少，深盼其能排除异见，为抗日战争之共同目标而加紧其团结”。在苏、美等国的压力下，蒋决定对中共改行“政治从宽”的方针。

　　此时，中共提出：如果政府不接受其提出的撤销1月17日命令等12条条件，就不出席参政会第二届第一次大会。对此，蒋以比较和缓的姿态予以处理，同意黄炎培、左舜生等人提出的组织“特别委员会”来商谈中共问题的意见，并由黄、左等人居中协调接洽，力争让中共参政员出席参政会。但在商谈过程中，各方的认识和理解很不一样，对该“特别委员会”如何设置，性质如何，职能如何，分歧非常大，最终未能达成妥协。中共参政员终未出席于3月1日至10日举行的参政会。

　　在2月22日周恩来一度严词拒绝国民党代表张冲的有关提议时，蒋就在思考对中共究竟应该“消极防制”还是“积极剿除”，或者“暂置静观，沉机待变”。3月3日，蒋又在思考“中共如攻榆林时之对策”，他觉得一种对策是守：“令榆林积极准备防守工作”；另一种对策就是攻：“准备进攻陕北”。但蒋仍然没有放弃政治解决的方案。3月14日，蒋介石约见周恩来，“商朱军善后意见”，即十八集团军的处理问题。25日，蒋再约请周恩来夫妇聚餐；唐纵认为此举“无非想缓和中共的决裂”，而蒋“谋国之心，亦良苦矣”。但蒋则从周恩来的态度中观察到“中共无妥协之望，应研究对策”。27日，关于组织“特别委员会”一事无果而终，意味着政治解决中共问题的暂时终结。随后，蒋决定采取军事手段解决中共问题。

　　3月29日，蒋日记记曰：“中共阴狠，毫无悔祸就范之意耳”。随后，他在预定4月份的大事时，就列出了一项：“陕北军事计划之核定”。4月3日，蒋举行军事会议，会商“西北共军之防范问题”，接下来几天，何应钦、徐永昌、朱绍良、蒋鼎文等人又在密集研究如何进攻陕北。7日下午，何应钦前往西安。12日，蒋致电何应钦“指示巩固榆林之部署计划”。14日，何应钦电告蒋介石：“(一)陕北匪区地形，易守难攻，如采取攻势时，应实行围困之方法，先取匪区之鄜县、马栏、庆阳、环县曲子镇、定边、盐池等外围据点，及截断吴堡以北黄河各渡口，尔后依情况再取延安。(二)匪情判断：甲、如日寇对我加紧进攻，我军主力他调，陕甘空虚时，匪将大举进犯关中，夺取西安、宝鸡。乙、敌情无特别变化，我对匪军亦无特殊动作互保现状时，匪将配合军事政治力量南守北攻，相机掠取榆林、三边、伊盟各区域，以扩大其边区，而谋打通国际路线。丙、我对匪逐渐压迫其至边区各据点，其感受威胁或竟不能保有时，匪将留一部利用陕北有利地形牵制我军，以主力突破封锁线，实行流窜。”

　　18日，蒋介石再次邀集白崇禧、刘为章、张治中、卫立煌、徐永昌等人讨论，刘为章“以为敌必先攻陕西，我对此宜早闪击陕北共巢而肃清之，然后固守长安，放弃洛阳及中条山”。徐永昌则认为“敌不必先攻陕西，我攻陕北，敌必乘隙来收渔人之利，此我邀敌来也(我渭河两岸大兵固为敌所重视)”。21日，徐永昌再次向蒋进言“对陕北虽积极准备，但必待共先动我后动”，因为“果我先下手者，一则因地形与训练未必能一举成功，一则因此引出日寇渡黄侵陕，万一有失，我何以对人民”。由于陕北确实是易守难攻，而且进攻陕北可能招致日军乘机进攻陕西，蒋终未决定对陕北展开军事攻击。24日，何应钦返回重庆。

　　(二)中共：从“立即准备大举反攻”到“军事守势，政治攻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