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1年中条山战役前后国共两党的论战(3)

　　5月9日，毛泽东、朱德致电八路军、新四军各部负责人说：“国民党要求我军配合作战，唯仍想用激将法。谓中共如不与日妥协，便应在华北发动攻势，制止敌进。”“我们方针，决不被其激将法所动，仍按我军现在姿态，巩固各根据地，耐心发展敌、伪、奸三种工作(这是极重要的)，按当地情况许可，拔取敌伪某些深入我区的据点，在接近豫、陕地区，应有相当部队配合友军作战，并极力发展统战工作。但不要乘机向国民党地区扩展，使蒋桂各军放心对敌。对韩、沈、于、高各部亦暂时停止攻击。”杨先生和邓先生都使用了这则史料，但都只引用了电文的前半部分，后半部分关于毛泽东要求在接近豫陕地区应有相当部队配合友军作战等内容则没有引用，这颇有些让人费解。而且，笔者推测此电中的“我们方针决不被其激将法所动”，与5月14日毛泽东致彭德怀的电文中所说的“决不为国民党激将法所冲动”或是同一个意思，不是不动，而是不冲动，是谋定而后动。

　　杨先生引用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3卷收录的《中央关于目前时局的决定(1941年1月29日)》一文，指出“中共中央已经准备另立中央政府，彻底否认蒋介石的中央政府了”；“中共这时不仅拒不派员出席参政会，而且明令各根据地政府和军队不再向国民政府请示和报告任何事项”。笔者以为，这份决定在多大程度上被执行还需要认真考证，或许其中的部分说法仅仅是一时气急之语。因为从1月29日前后中共的相关政策、主张中，都看不出这时中共中央要准备推倒蒋介石另立中央政府(详后)。而且，该决定只是说中共“努力的方向”是“孤立与克服”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及其首领蒋介石的反动，而不是要推翻他。另一方面，刘少奇于1月15日就致电毛泽东说：“在此时我党亦不宜借皖南事件与国民党分裂”，“以在全国主要的实行政治上全面大反攻，但在军事上除个别地区外以暂时不实行反攻为妥”，“如此我在政治上有利，在军事上稳健”。蒋介石也多次指出中共没有进行军事决裂的实力。事实上，时与势都不允许中共此时和蒋介石展开全面的军事斗争，否则，中共也会受到国内外各方的强大压力，这对中共是相当不利的。此外，周恩来在这一时期还多次晤见蒋介石，并于3月14日“呈了八个报告，请求放人、发饷、放车、发照”，因此中共并没有断绝和蒋介石政治上的联系渠道。

　　5月10日刘为章(即刘斐，时任军令部次长)约见周恩来，5月11日蒋介石约见周恩来。而杨先生在文中说：“(5月10日)这一天及次日，周恩来接连报称，蒋介石与他谈话”。杨先生对这一史实的表述似乎有欠准确。

　　还需要强调的一点是：1941年的国际国内局势都是变化无常、分合不定的，我们在研究这一段历史时，必须顺着历史推演的过程来进行分析，不能轻易用前后相距较远的事情或史料来推论某特定时段的史实。因为此一时，彼一时也，时移势易之后各种政治的、军事的、外交的情势都完全变了，决策者作决定时所考量的因素及其目的都大大不同了，所以研究者必须特别注重“时间”这个因素。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就可以说明时势演化对中共策略的影响。在1941年二三月的时候，中共坚持在蒋没有答应中共提出的12条条件的情况下，不出席国民参政会第二届第一次大会(详后)。但是，到了这年11月，中共已大大降低条件，提出只要蒋“允释叶挺或允发第十八集团军军饷”，就可出席参政会第二届第二次大会；在蒋仍不同意的情况下，乃于11月15日明确表示不出席参政会。但第二天，中共中央却在共产国际的要求下，指示董必武等出席参政会。中共之所以降低条件，共产国际之所以要中共与国民党缓和，重要原因之一肯定是苏德战争爆发后，国内政治环境改变，苏联也需要中国加强抗日力量，牵制日本，以防遭到日、德东西夹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