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抗战中的我县 工农青妇抗日救国会

　　我县的工、农、青、妇抗日救国会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于抗战初期为动员和组织全县各界人民投入抗日救国斗争而建立起来的广泛的、群众性的抗日统一战线组织。

　　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日寇肆意制造“卢沟桥”事变，悍然发动全面的侵华战争后，我县人民在黎城牺盟分会和八路军地方工作团的宣传动员下，纷纷要求抗日救国。一九三八年五月，在粉碎日寇第一次九路围攻，根据地出现暂时的稳定局面的情况下，县委和县抗日政府即便抓紧有利时机，组织成立各界群众的抗日救国组织。六月，全县农民、青年、妇女的群众代表先后在县城古楼底唐二孩宅，大南街原第一高等小学，西关韩星六宅召开大会，按照民主集中制的原则，选举成立了各自的领导机构——抗日救国会。其中，农民抗日救国会(简称农救会)由乔贵生、董寿松、董用瑞、乔庆斌、董海中、范有成、张献良、田海清、郎风标、栗树会等十余人组成，由乔贵生任秘书，乔庆斌和张献良任组织、宣传委员;青年抗日救国会(简称青救会)由史廷壁、刘寰、李森荣、王叔芳、杨柯、王岐等近十人组成，由史廷壁任秘书，李森荣和刘寰任组织、宣传委员;妇女救国会(简称妇救会)由花爱平、原维莲、张金焕、李炳兰等八人组成，由原维莲任秘书。各代表大会还制定了各自的宗旨：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积极动员与组织本界群众开展救国斗争，并在斗争中还结合解决自身的问题，求得政治上、经济上的彻底解放。还作了缴纳会费，以资抗日等项规定。会后，便深入各区、村发展会员，建立组织。经数月努力，全县发展会员两万余人，普遍建立起了各区村的农、青、妇救会。在机构设置上，区设秘书、宣传、组织三人、委员若干;村设秘书一人，委员若干，由不脱产者兼任。

　　县委和抗日政府对工救会也着手进行筹建，指定由段逢魁、王紫东、宇文森红三人暂时负责。(暂称工筹会——笔者注)。

　　各救会建立起后，便迅速投入抗日救国斗争中，首先组织会员入冬学、进民革室、聘请思想进步、有文化的人担任教员，帮助他们学习文化，学政治、学军事、学时事、学唱歌，以提高大家的思想觉悟和文化水平，增强对抗战重要意义的认识。青救会还组织宣传队，到街头刷标语、画漫画、演戏、唱歌，大力宣传革命的新思想、新道理;妇救会举办妇干训练班，培训妇女干部，发动妇女放天足、剪辫子、打破“三权”(夫权、神权、族权)的枷锁，摆脱“三台”(锅台、磨台、碾台)的束缚，迈出家门，走向社会，参加生产，支援抗战。与此同时，各救国会还组织大家运送公粮、护理伤员、站岗放哨，盘查奸细，优抚抗属，做军鞋，洗衣服、洗绷带等。

　　一九三九年，日寇为了消灭我抗日根据地，对太行山区进行大规模的清剿扫荡。地处太行山腹地的我县，是日寇清剿扫荡的重点。为抗击日寇的清剿扫荡，各救会把主要力量转移到武装斗争上，组织了农民自卫队，工人自卫队，妇女自卫队，各区还组织基干自卫队，共计队员二万二千八百五十六人。各自卫队还组织群众坚壁清野，转移退却，开展灵活多变的游击战，采取“夜战、偷袭战、破袭战、地雷战”等战术，和敌人周旋斗争，经常搞得敌人电话打不通，汽车不能行，碉堡据点变成自身的坟墓。如在邯长公路上，我自卫队黑夜断路，白天伏击，常常让敌人的汽车几十辆，甚至上百辆的阻塞不前，并遭到炸毁。仅在东阳关至玉石桥之间，就伏敌四、五次，炸毁汽车十多辆。特别是地雷战，炸的敌人焦头烂额，丧魂落魄。我自卫队在公路上、田野里、门顶窗、灶台旁埋上地雷，使敌人来扫荡时走路路炸，进田田炸，开门门炸，推窗窗炸，动锅锅炸，拿碗碗炸。西黄须一带的自卫队还把地雷埋到敌人的炮楼口，炸伤敌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