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新华日报》的纸张从何而来

　　第二次国共合作时期，虽然国民党允许中共的新闻媒体《新华日报》和大型政治理论刊物《群众》周刊在其统治区内公开出版发行，但从《新华日报》诞生的那一天起，就一直遭到国民党顽固派的种种迫害和压制，纸张封锁即是其中最毒辣的一手。国民党军统特务头子戴笠就曾多次对其部下说：“要公开查封《新华日报》和《群众》周刊是不好办的，不准商人卖纸给他们，不许经济部给他们分配纸张，他们就会自己关门。”国民党特务威胁重庆市面上的纸商，不准卖纸给《新华日报》。《新华日报》派员赴川内各地购纸，也受到国民党特务的威胁和阻挠，困难重重。《新华日报》纸张供应十分紧张，只得派人到处找纸商零星购买，以补配购纸之不足。

　　然而，由于《新华日报》立论公允，报道真实，代表了大后方广大人民的呼声，因此深受国统区读者的欢迎，影响日益扩大，印数不断上升。加上报馆还要印制大量的党内文件和进步书刊，《新华日报》的用纸需求量急剧上升。而国民政府经济部的少量配购和自己的零星补购都是杯水车薪，解决不了《新华日报》的用纸需求。

　　面对国民党的封锁、迫害，如何保障新华日报馆的纸张供应，从而保证一报一刊的正常出版，就成为直接领导《新华日报》的南方局与国民党顽固派进行斗争的紧迫任务和使命。

　　周恩来指示《新华日报》要自力更生。《新华日报》经研究决定：秘密筹备，自办纸厂。

　　二

　　1940年3月，报馆派出刚从新四军撤回报馆工作的苏芸等人乔装打扮，以普通纸商的身份到川东梁平等地调查了解纸张生产和交通运输等方面的情况。苏芸找到了熟人介绍的纸商王织森，通过一段时间的接触，觉得王织森品行端正，富有正义感，是一个很好的合作对象。于是，先请王织森帮助《新华日报》秘密收购纸张。

　　1941年8月，《新华日报》决定让苏芸以个体商人身份投资8万元，王织森代表垫江股东投资1万元，梁平锦屏镇镇长欧仲武等地方势力认股1万元，共10万元资本，在梁平锦屏镇创办了川东复兴纸厂。该厂由苏芸任经理，王织森任副经理兼会计主任，欧仲武在梁平负责厂里事务。该厂在重庆东水门正街57号设立了推销处，由苏芸在这里主持推销工作。纸厂开工后，每天由锦屏镇发运100担左右白报纸到长寿，再用木船转运至重庆。

　　川东复兴纸厂生产的纸，首先保证新华日报馆和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的用纸。其次，为了使国民党顽固派没有借口，不给他们制造口实，也对正中书局和立信图书用品社等文化企业供应少量纸张。为此，苏芸和王织森秘密制定了一套内外有别的销售办法。供应《新华日报》和三联书店的纸张，不但在数量上必须保证，而且要做到“纸张好、价钱少、无缺烂、无短少”。对其他报馆书局则当面看货议价，质量和数量都不一定保证，交货了事。纸厂在纸张出厂时，建立了“检、剔、数”三道工序：“检”是检查纸质、纸色，首尾匀称;“剔”是剔去破烂糟粕;“数”是数足数量，不能短少。厂里生产过程中每道工序都要加盖工人代号，最后加盖合口印“川东纸厂出品”字样。每件纸的外包装上再盖上一个“川”字或“东”字。“川”字纸是上等好纸，专供《新华日报》和三联书店用，“东”字纸则是一般纸张，供应其他单位。

　　《新华日报》的纸源充足，自然引起了国民党顽固派的注意。1941年底，国民政府重庆市社会局局长包国华以“操纵纸张市场、囤积居奇”等罪名，密令逮捕苏芸、查封川东复兴纸厂、没收全部纸张。幸得地下党组织通风报信，苏芸及时转移。王织森将重庆千厮门货栈及囤积船上的全部存纸分别转运到化龙桥新华日报馆和冉家巷读书出版社。顽固派的阴谋彻底落空，但川东复兴纸厂也只好停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