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文官制度对科举制度的继承与发展(2)

2018-02-10 12:19 来源:网络整理作者：洪荒之力手机版

　　中国科举制度的传入很快引了关注，并引发了激烈争论。许多大思想家都投入到这场争论中来，文官制度得到普遍的肯定。素有“欧洲孔夫子”之称的魁奈，其著作《中华帝国的专制制度》的第三章“实体法”第三节，就以“中国官吏“为题，介绍了中国官员的选拔方式、责任制度以及奖惩制度。

　　中国科举制在西方引起了如此大的关注，仅邓嗣禹《中国对西方考试制度的影响》附录“西方描述中国考试制度的专著与论文索引”中列举的1570年到1870年之间关于中国科举制度的英文版论文和专著就有78种之多。当时欧洲各国的杂志关于科举制度的文章更是铺天盖地，欧洲的主要英文媒体《绅士杂志》、《伦敦杂志》、《雾杂志》、《手艺人》等纷纷刊载文章。

　　事物要完成质变，必然要有量变的积累。同理，一项制度被他国移植或效仿，对于该制度的充分了解和社会认同是必要前提。完成从中国的科举制度到英国文官制度的改造，这一环节不可或缺。而英国文官制度建立过程中的政府行为和社会评价，则是中国科举制度对于英国文官制度发生影响的重要佐证。

　　二、科举制成为英国学习典范

　　在19世纪之前，除了普鲁士邦外，西方没有任何考试任职的先例，而普鲁士邦的考试制度，也是在18世纪才开始实施，由于其形成时间短，所以对其他国家未产生太大影响。因此中国的科举制在西传之后，不可避免的要对英国的文官制度的形成产生重要的影响。科举制会受到英国人的推崇进而效仿，原因在于它适应了英国当时社会的需要。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兴起，必然导致政治制度层面的变革，18世纪以前，欧美各国文职官员的选用，或实行个人赡徇制，或实行政党分肥制。行政党分肥制带来了很大的弊端。到19世纪四五十年代，英国工业革命已经完成，处于上升发展阶段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在官员选用方面也日益向制度化、规范化方向发展。正是出于这些需要，十八、十九世纪的英国知识界和政界人才才会对中国的选官制度予以更多的关注。

　　19世纪，英国对中国问题的研究方兴未艾。在这些研究和介绍中国的著述中，科举制是一个热点，且较上一个世纪的“中国热”著作更为详尽、具体。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英国学者如郭施拉、麦都斯、密迪乐在介绍科举制的同时，都强烈呼吁英国政府按科举制原则实行选官职度的改革。马礼逊是来华传教的第一个新教教士。他的《英汉词典》在西方有很大的影响，其中有《科场条例》等有关科举制的资料。该书的部分内容曾转载于1826年的《亚洲期刊》上。

　　1834年的出版的郭施拉的《中国史略》，在说到中国科举制时说:“自唐朝以来的政府，一直实行开科举，对所有希望进入仕途的敞开大门，他在另一本书《开放的中国》中提出:这一伟大帝国的各项设施中，没有那一项能像开科举，从最有才华的青年中选拔官员，给予创立者这么大的荣耀……这一原则出类拔萃，完全值得其他国家采纳。

　　然而，最为热心，最为持久地鼓吹英国实行中国科举制的要数密迪乐。他1847年出版了《杂录》一书。他在书中明确指出:该书主要目的之一就是强烈呼吁建立向全体英国臣民开放的竞争性考试制度，从而提高英国行政官员的水平，并促进大英帝国的团结。这部书有相当一部分介绍了中国科举制度的优越性。《杂录》出版不久就得到了英国驻广州领事妈额峨的赏识，即聘密迪乐为主考官，负责录用英驻广州机构办事员的竞争性考试。这样科举制度成为西方学习的典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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