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红十字会，救助抗战伤兵超过200万人次

　　14年抗战，军队伤亡总计约320万，其中阵亡约132万，负伤约176万，失踪约12万。①

　　如何救治如此多的伤兵，对国民政府来说，是一个棘手的难题。

　　抗战初期，国民政府在伤兵救助问题上尚无准备，全国仅有陆军医院22所，临时陆军医院19所，兵站医院10所。②

　　随着战争的扩大，伤兵数量急速增加，仅淞沪会战期间，每天即需收容伤兵上万人。但伤兵医院严重不足，据当时的媒体报道：

　　“救护人员的缺少，救护设备的不完全，士兵们常因不及裹伤流血过多，而不免牺牲生命的。也有不及担架而重被炮火打死的。这样有救而不救的，不知有多少”。③

　　伤兵得不到有效救治，他们“从车站下来的没有适当的收容，重伤的没有人来照顾，伤愈的也没有严格的管理，医疗缺乏，食住不安，甚至饥寒交迫……”由此滋生了很多社会问题。比如，1937年11月，张治中到湖南任省政府主席时，见长沙“各商号、各旅馆几乎完全被伤兵占住了，很少幸免的也谨慎地收起了招牌。街头巷尾，伤兵三五成群，以铁棒作为威吓的武器……伤兵滋事的案件，日有数十起。”④武汉等地也有此类事件发生。

　　为安抚伤兵，国民政府将“伤兵”等词一律废除，改称“荣誉军人”。各战区也都增设伤兵医院。如第二战区，曾辖第四临时医院、第十陆军医院等30余所医院，以及第七卫生资料库、伤兵救护列车等卫生设施。⑤

　　部分伤兵医院，有着较好的配置。如1940年迁往湖北姚山的军政部第十一兵站医院，院长以下有医官10余名，护士50余名，医药室、军需室各5人，副官室2人，炊事班20人，再加上担架队30余人和勤杂人员，总编制约200人。医院中通常有伤兵、病兵500余人，最多时达到1000人。在第十一兵站医院，“伤兵痊愈后，大部分整编上前线，少部分自动流散。”⑥

　　对伤残官兵，国民政府还设有收容机构。至1943年1月，全国共有教养院8处，临时教养院20处，临时教养所2所，校官教养所1所，盲残院1处。这些地方总共收容伤残军官4951名，伤残士兵38818名，住休养院者8113名。到抗战结束后的1946年，各类教养机构收容伤残士兵7万余人。⑦

　　与战场负伤士兵人数相比，国民政府所能照顾到的伤兵依旧有限。中国红十字会遂成为实施战场救助的最重要力量。

　　中国红十字会肇始于晚清，至抗战前，已在全国建立有分会520个, 医疗卫生机构262个，会员30余万。

　　抗战爆发后，红十字会全面展开战地救护工作。淞沪会战中，红会上海救护委员会组织救护队10队，急救队12队，救护医院24所，征集救护汽车98辆，另特约公私医院16所，协同执行救护、输送等任务。

　　为了方便战场救护，红十字会成立了小型医疗队28个、医护队20个、救护队7个、医防队6个等救援组织。1938年春，又成立了中国红十字会总会救护总队。

　　据统计，从1938年1月至1945年9月，中国红十字会救治战场军民，共完成：

　　(1)外科：手术119856人、骨折复位35522人、敷伤8784731人次;(2)内科：住院2142997人次，门诊军人2481685人次，门诊平民2002996人次;(3)另有相当数量的士兵和平民接受了预防接种、X光透视、消毒灭虱等治疗。⑧

　　身兼中国红十字会总干事的宋美龄，还发起建立了“中国妇女指导委员会”，下设总务部、战争救济部、战争地区服务团等九个部门，开设干部训练班，培训救护等技能。宋美龄曾亲自到伤兵医院，演示为伤兵换药。

　　除中国红十字会之外，发起于衡阳的“伤兵之友”运动也颇具影响。该运动以“有钱出钱，有力出力”的口号，为伤兵募集捐款。1940年，“伤兵之友”总社成立，以孔祥熙为理事长，宋美龄等36位名流为理事，于四川、贵州及海外建立分社。抗战结束时，共有151处分社。海内外“伤兵之友”运动共募集资金6.15亿法币，有力支援了伤兵救助工作。⑨

　　注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