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中，一位法国神父救了20万中国人

　　应该承认，饶家驹对建立南市区难民区的想法实在是迫不得已。“八一三”第二次淞沪战争爆发当天，在震旦大学学生争取下，震旦大学教授饶家驹发起组织了上海国际救济会(International Relief Committee)，该会由上海慈善团体联合救灾会、中国红十字会总会、世界红十字会、中国佛教会、上海华洋义赈会等慈善团体组成。

　　饶家驹任常务委员兼救济组(部)主任及国际第一难民收容所主任。救济会办事处设于敏体尼荫路(今西藏南路)123号青年会大楼312室，并在马斯南路(今思南路)及吕宋路(今连云路)等处先后创办、管理6个难民收容所。

　　饶家驹负责管理的国际第一难民收容所主任。这座“国际第一所”就设在马斯南路(今思南路)的震旦大学(今交通大学医学院)操场上。没想到在战争爆发两天时间，6个难民所已经全部住满，还有更多的难民不断涌入。

　　当时的上海的大街小巷，挤满了成千上万的逃难者。在这支队伍中间，大部分是工人、农民、小商人、苦力、车夫、城市贫民和游民，他们在日军飞机、大炮的轰炸下，被迫逃离家园，从罗店、宝山、吴淞、刘行、大场、江湾、真如、浦东和市区闸北、杨树浦、虹口等地汇集而成，这支巨大的难民队伍行进的方向只有一个：去苏州河南岸的租界避难。

　　据1937年《救亡日报》8月26日报道，在一天时间内，仅闸北及虹口区居民逃至租界者，总数在20万以上。当时的公共租界、法租界人口分别为118万、47万多。而且在战争爆发几天时间里，有80多万难民涌进租界。

　　面对越来越多的难民，租界当局恐难民滋事，也恐惧因此日军趁机寻衅进入租界，8月15日，法租界公董局决定，在租界与华界交界口安装铁栅门，架设铁丝网，建构围墙，以阻止难民大量涌入。

　　此时，因为中国军队的顽强抵抗，日军原计划用一个月的时间解决战争的梦想破灭，战争已经进入胶着状态，战争的火球越滚越大，战区的范围越扩越大，江苏、浙江两省的难民也大量涌进上海市区。当时上海所有的难民收容组织机构的能力加起来，也只能收容16万人左右。

　　大批难民因此被困南市，集结于与法租界相连的民国路(今人民路)一带。他们只能露宿街头，缺衣少食，处境悲惨。因为天气寒冷，成年人每日冻饿死者达100多人，儿童每日死亡约200人。走在街头，路边的尸体和野狗随处可见。

　　11月2日，日本军队突破中国军队在苏州河的防线。中国军队为保卫南市区，在日晖港合边建构阵地，兴建碉堡，准备下一轮战斗。如果防线被突破，中国军队将撤推到南市市区，展开巷战。这一地区离法阻界的距离已经非常近了。如果战斗成为现实，对停留在这一区域的20多万难民来说，那将意味着灭顶之灾。

　　怎么帮助这些难民呢?当时，靠法租界的原南市居民大部分进入租界，留出了大批无人看守的空屋。每天在南市区穿行的饶家驹有了一个惊人奇想，能不能把这一区域的公共场所和居民空屋全部开放，用来作为流亡难民的容身之所呢?这一想法，如果不能得到中日交战双方同意，是不可能实现的。

　　身为法国人的饶家驹首先与租界当局进行了沟通工作。饶家驹的具体建议是，沿着租界的范围，建立一个难民区，保护无家可归的难民，并建议中日双方不在此展开任何军事行动。这一建议迅速被为租界安全的当局所接受。

　　对租界当局来说，设立这样一个难民区既可减轻因为难民聚集对租界造成的压力，又可使得租界增加一个缓冲地带，隔离战火延伸到租界地区，免受池鱼之秧。因此，公共租界与法租界管理当局一致同意饶家驹建立设立南市难民区的想法。

　　饶家驹的计划的实现并不容易。在双方作战的现场，设离这样一个难民区，实际上意味着局部战争的停战协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