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期间，上海国际红十字会救助难民和伤兵

　　淞沪抗战救护的急切呼唤

　　红十字组织的诞生，似乎注定与战争有着不解之缘。19世纪60年代，由于受到索尔弗利诺(Solferino)冲突的巨大触动，瑞士银行家亨利·杜南(Henry Dunant)发起成立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国际红十字运动由此而起。20世纪初，同样因为一场发生在中国东北的日俄战争，中国红十字会诞生。30多年后，也是因为战争，在上海催生了一个叫“中国红十字会上海国际委员会”的红十字组织。

　　1937年7月7日，日本挑起“卢沟桥事变”，不宣而战，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华北危在旦夕。为了阻止中国军队北上增援并控制中国经济重心，以达到速战速决的目的，日本企图在上海挑起第二次淞沪战争。8月13日，日本拉开了淞沪战争的大幕。据《立报》报道，当天上午9时15分，日军陆战队出动3辆装甲车，掩护五六十名士兵，由宝山路商务印书馆旧厂址与横浜桥间道路，跨过淞沪铁路，向中国军队阵地进犯，双方交火一刻钟后，日军溃退。下午4时，日军又向八字桥与江湾路进犯，发动二次进攻，同时宝山路、天通庵路亦有交火，一时间枪炮声大作，淞沪之战终究不可避免地爆发了。

　　从战事爆发到11月12日上海沦陷，中国军队浴血奋战达3个月，虽然有人数上的优势，但无奈在日军优势火力猛烈进攻之下节节败退，最终不得不从上海撤出。淞沪会战中双方投入兵力达百万余人，日军伤亡4万余人，中国军队伤亡25万余人。

　　覆巢之下，安有完卵。普通平民手无寸铁，或在炮火中不幸身亡，或遭日军任意劫杀，即便逃离了火线，也身陷背井离乡、家破人亡的境地。据有关方面粗略估计，死在淞沪战线上的平民约有10至15万人，而当时上海常住人口超过了300万，更多的人等待援救出险。

　　流离失所的平民扶老携幼，纷纷向租界方向避难。然而租界当局以维持界内侨民和华人居户商家安宁为由，特在与华界接壤处安装铁门，并加强了警戒，但仍有不少人涌入了租界，街头弄口风餐露宿者比比皆是。有鉴于此，各慈善团体、同乡会组织纷纷设立收容所，收容、遣送难民。但据《申报》报道，“在战区未逃出者，为数尚多，时有拟入租界而被阻止者，东奔西突，为状殊惨”。于是，中国红十字会走上了“前台”。

　　其实早在1936年初，中国红十字会就成立了总会救护委员会，开始准备抗战救护事宜。不久遵照国民政府颁布的《非常时期救护事业大纲》及施行细则，又联络上海市商会、地方协会、中华医学会等团体，在上海市救护事业协进会的基础上，重组中国红十字会上海市救护委员会，积极募集捐款、购置医药用品，并着手编练救护队员，淞沪会战前夕培训学员300余人，这还不包括帮助其他团体培训的学员。

　　淞沪会战打响后，中国红十字会立即召集学员在中德医院集合，编队奔赴前线开展救护。基于抗战救护需要，先后组织了10支救护队、12支急救队及1支煤业救护队。另设立救护医院24所，特约公私医院16所，征集救护汽车98辆，执行救护受伤兵民任务。

　　然而，随着战事的升级，救护形势日益紧张，且救护队员的生命安全无法得到保障，各救护队驻所常遭日机轰炸。第一救护队副队长苏克己及护士陈秀芳、谢惠贤、刘中武不幸遇难，为抗战救护蒙上了一层阴影。又因受军部约束，中国红十字会对于救护工作不得不保持缄默，引起各方质疑，因此难以取得社会各界最大限度的支持，救护工作面临重重困难。另外，租界当局出于预防疾病卫生及其他方面的考虑，对于运送伤兵、难民入内设置了种种限制，而各慈善团体、同乡会组织收容难民往往来者不拒，日感力不从心。但是，战争在不断扩大，伤兵和难民人数还在不断增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