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难民迁移的特点与影响(4)

　　研究战时人口内迁数量，须与抗战时期的难民数量进行区别，因为只有一部分难民迁移到了大后方。抗日战争时期究竟有多少难民?鉴于情况复杂，迄今尚无准确数字。

　　英国《曼彻斯特卫报》驻华特派员田伯烈记载，在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后，“在八、九、十三个月里，从上海附近和苏州、无锡等地以及在十一月、十二月间从杭州、镇江、芜湖、南京等地逃亡的难民，不下一千八百万人”。

　　1938年《申报》曾经报道，随中日战争战线转移到安全地带的难民不下1000余万人。

　　1938年9月振济委员会根据各方报告估计，“现在全国难民，数逾一万万，待救济者，亦在一千万人以上”。英国记者弗雷特·厄特利女士在《蒙难的中国》一书中说：“据估计难民总数为3000万至6000万之间。”易劳逸计算整个抗日战争期间，中国难民人数至少有300万—400万。齐锡生利用1946年国民党调查档案资料，估算出这次战争期间难民人数有9500万人。抗战初期，即1937—1938年间，国民政府保守估计至少有6000万人在逃亡。孙艳魁也估计，难民总人数当在6000万以上。张根福依据档案，得出与齐锡生相似的结论。调查结果显示，战时各省市难民及流离人民总数为9500多万人。

　　那么，在这些难民当中，有多少迁徙到了大后方呢?

　　抗战初期有人估计，自抗战爆发至1938年3月之前，逃往战线后方的难民大约在2000万人以上，但“此二千万人之脱离虎口逃到后方者不到十分之一，而此十分之一幸到武汉或南昌、长沙、沙市、宜昌、重庆或其他城市者，约计有十万人(只算无办法之难民，公务员与商人不计)”。

　　行政院说有2000多万东部人内迁到了后方。1948年出版的《中华年鉴》提到了内迁难民有400万人。

　　目前海外研究抗战史的学者大多同意张嘉墩首先提出来的5000万人的说法，“到1940年，沿海各省逃往大后方的人民，从一亿八千万人增到二亿三千万人，以致全国人口总数之半定居于中国后方”，陆民仁也认为抗战时期“内迁的人口，估计达5000万之众”，还有学者认为是“上亿的被迫性移民运动”。

　　较高的估计数字受到学者的质疑。战时美国派往中国的军事观察家格兰姆·贝克认为，“由于离开土地的农民极少，因而我估计，国民党声称抗战初期曾有八千万人西移的数字是夸大的，实际上至多不过两千万人”。

　　1944年日寇发动打通大陆交通线之役后，又有大片国土沦丧，难民人数再度上升，但离开家乡的未达到抗战初期的规模，原因是当地人“眼见年来外省人逃在他们家乡那种狼狈无依的情景，与其远逃，不如近躲”，待战乱过后重返家园。

　　三

　　战时人口迁移状况

　　抗日战争时期不仅衣食无着的下层民众成为难民，众多富有之家和知识分子也参与了迁徙。

　　内迁难民大多来自中国经济、文化比较发达的江苏、安徽、山东、河南、河北、湖北等地。在工业重心迁移的过程中，各类人才、资金、设备、技术和市场也从沿海和长江流域部分地向西转移。据统计，到1939年8月为止，重庆83家机器工厂的4000多工人中，约70%是内迁工人。

　　在社会升平的日子里，移民通常是属于中下社会阶层的人，他们为了谋生及改善其社会地位而迁出家乡，但在抗战期间，却有多数富有人家，由于战事而被迫离乡背井。这些移民可分为三大类：(甲)富裕及曾受过高等教育的人;(乙)政治方面活动的人士，或同情重庆中央政府的人，或是为日伪政府所仇视的人;(丙)爱国者及不甘受敌伪压迫的人士。社会学家孙本文讲到，当时，“高级知识分子十分之九以上西迁，中级知识分子十分之五以上西迁，低级知识分子十分之三以上西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