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满洲工人运动的回忆（1）(6)

　　戴平万同志，在上海一个大学教过书，是个文学家，出版过一本书。但无知识分子架子，能和工人接近，证明是多年工作的同志。他眼睛近视，为人平稳，不多言。在我们中间，叫他“老李”，担任哈尔滨总工会的宣传部长。我被捕前，他和我住在马家沟巴陵街白俄人的房子。当时他主要做皮鞋工会的工作。后来听王景侠同志讲，他在西八杂市，和他住在一起的有位李波同志，很象戴平万，想是在我被捕之后，他住在这里的。全国解放后，从冯仲云同志那里了解到他以后调回上海，牺牲了。

　　我原是北平铁路大学学生。1931年暑假后失学，专做社联(社会科学家联盟)工作，到北京大学听哲学课。来东北后，一直做工会工作，有材料说我是道里区委书记，又说是道外区委书记，我没有担任过这些职务。1932年10月，大水退后，我担任哈总党团书记。1933年8月，担任满洲省总工会巡视员。一般同志不知我的真姓名，都叫我“山西王”，汪亚南是我被捕后的化名。

　　在这五位同志中，我是最年轻的，他们都大我七、八岁，老曹同志年龄最大。工作年限我最短，工会工作经历我最少。因我来的较早，担任了哈尔滨总工会的党团书记。有了这么些党龄较长有工作经验的同志，可以说哈尔滨总工会的领导力量得到加强。

　　八、电车工会的组织和罢工

　　电车工会在哈尔滨总工会中会员最多，又有党、团员骨干，觉悟较高，组织较好。

　　电车工人的特点是青年学生多，受过业务和技术训练。电业局有个电工学校，至1932年上半年，已办了七期机长讲习所，每期四、五十人。很多失学和家境穷困的学生投考这个学校。结业后担任电车司机和车掌(售票员)。很多工人有追求革命的愿望，有些人看过苏联革命小说，抗日情绪高。他们在电车上经常受到日伪军、警、宪、特、官吏、白俄的欺凌打骂，又受电业局的剥削、压迫和污辱人格的搜身、罚款，开除制度的迫害。因此电车工人反抗性很强，以前就进行过各种斗争。日寇侵占哈尔滨时曾经罢工一天;为反对白俄打骂罢过工，1932年11月8日由于伪二旅团副殴打工人，又罢工两天。这是党、团、工会在这里开展工作较快的根本条件。到1933年初，党员有十几人，团员有二十多人，都建立了支部。工会会员更多，不好精确统计，因为每个党、团员也是工会会员，他们每个人又发展几个会员，这样大约有五十多人。还有些工人没有说明入会，但赞成工会的道理和组织。

　　我一到总工会，就给我介绍电车工人冯鼎铉，现名冯敛，冯仲云同志的侄子，共青团员，党把他派去考入电工学校学习三个月，毕业后在电车上当售票员。通过他认识了王景侠、王成栋(王知一)、郭士仁(郭革一)、马克亚、黄敏学、霍凌九、孙钟乐等同志，以后都入了党，成了党和工会的骨干。王景侠、王成栋都是工会领导人，还担任过党的支部书记。

　　1933年4月2日至4日，电车工人举行过一次大罢工，影响很大。因伪满宪兵王文昌殴打售票员张鸿渔，电业局不但不保护工人，反而责骂工人给他闯下祸。于是激起工人的愤怒，在党和工会领导下，进行了有组织的罢工。事件发生当天，由电车工会同志发动，提前收车，同时报告了总工会，我当时负责电车工会工作，报告了老曹同志。晚饭后，党、团、工会干部开了联席会，决定罢工，研究了罢工的组织、步骤、方法、条件。晚十点左右在马家沟总厂召开全体工人大会，到会约三百余人，一致通过罢工，并成立了罢工委员会，设有组织部、宣传部和纠察队。向电业局和第二宪兵队提出五条要求，大致是：(一)肇事祸首交工人处办;(二)给伤者抚恤金五十元，养病期间发给双薪;(三)医药费由宪兵队负担;(四)宪兵队要通过报纸公开向工人道歉，保证以后不再发生同类事件;(五)罢工期间，工资照发，对罢工工人不得给予任何处分。答复以上条件就复工。老曹、赵一曼和我，还有市委一位同志参加了这次罢工领导，主要是老曹同志领导。电业局在日寇和社会舆论压力下，急于平息这次罢工。他们采取了欺骗、威胁、再欺骗的办法，最后答应，一定照条件办。至此罢工两天，党组织决定复工，五日出车。复工后，除对伤者给以治疗，电业局向工人赔情道歉外，其余条件均未兑现。并且在复工后不久，电业局背弃诺言，开除了霍凌九、刘仁智、朱英、杨兆顺、鄢福昌、张凤祥等六人。

　　关于这次罢工详情，已有许多专门材料论述，这里不再细说，我谈一点个人对这次罢工的看法。

　　这次罢工的性质是针对日伪宪兵队和电业局的压迫，有很强的政治性，其意义很大，党中央很重视，在党内刊物《斗争》上论述过这次罢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