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户时代和明清的都市文化浅论：町人与商人的异同(5)

2017-06-26 12:30 来源:网络整理作者：摸金校尉手机版

　　所以，同为特权商人，札差与盐商在封建社会发展过程中的作用与影响则完全不同。札差的高利金融吸噬的是作为幕藩统治基础的武士阶级，它是蚕食封建社会关系不可缺少的要素。相比之下，明清时代大量的商业资本直接转为封建政府的财政收入，它在削弱资本主义积累的同时，起到巩固封建统治的作用。这再一次证明了发育成熟的中国传统文化具有恒常的稳定性与自固性。

　　三

　　17、18世纪的中日两国虽然同为封建国家，但其封建文化的构架与体系大不相同，日本封建文化的分散性、多元性较之中国文化的一统性呈鲜明的特色，这种文化个性与特质，必然对社会的政治经济结构和个人的政治经济行为产生重要的影响。就中日商人在权益地位上产生的差异而言，如果探讨其原因，还有如下几点值得注意。

　　其一，社会群体的作用，所谓社会群体，是指由相同职业与身分的人们聚居在一定的地域之内所构成的社会的基层单位，日本史学界称其为社会共同体。社会共同体源于日本古老的父系家长制，进入封建社会以后，村落共同体便成为日本封建领主庄园经济的基础。封建领主的土地所有权，是通过村落共同体向农民征收地租来实现，其首领村头、名主充当着封建领主对下层农民进行统治的中间环节。这种组织形式与明清时期的宗族、里社和保甲有些近似。然而，相近的组织形式，置于不同的文化环境中，所发挥的作用与影响也会随之不同。在日本，由于其封建文化的非一统体系，缺乏专制统治的基础，从而使这种带有一定自治性质的社会共同体组织有其发展的客观环境。所以到了德川时代，随着城下町的发展，统治中心完全转入都市，适应都市社区统治需要的社会共同体便被赋予更大的权力，成为幕藩封建统治机体的组成部分。如前所述，这是日本封建文化自身发展过程中的产物。

　　但中国则不然。建立在以家为单位的土地私有制基础上的封建文化与官僚政治，至明清时已发展到高度完备的形态。专制皇权与官本位，构成中国封建政治机制及其运作方式的两大特点。所以，在中国封建社会，官僚在对基层社区实行统治时，虽然也需要借助社会群体的中介力量，诸如通过里社、保甲等以确保治安，实行教化、督收赋税等等，但却要将里社、保甲的上述行为置于封建官府的监控之下，而行政与司法方面的权力，则被严格禁止。所以，如果说日本的町役人构成日本封建统治的末端的话，那么中国的社会群体组织至多是封建统治末端的延伸，但二者之间却存在着质的差别，即法外权与法内权的差别。

　　其二，石高制与俸禄制的不同。在日本，自战国至德川时代，构成武家政治的经济基础，是反映封建领主经济结构的石高制。石高，本指土地的粮食产量。但是，当幕府将全国的土地按照粮食的产量（石高）多寡不同地分给诸武士时，石高便成为一项制度。其内涵有三：一是它在完成土地分封的同时，也划分出武士阶层的等级与序列。如石高制规定：一万石以上者为大名，九千九百九十九石者为旗本，其下御家人最高者为二百六十石（江户时代）。大名为拥有部众的独镇一方的武士，旗本、御家人则为幕府的家臣。二是它规定了武士阶层的俸禄，石高的多少即是俸禄的多少。三是俸禄的形态也是地租的形态，为实物——米。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共7页: 上一页 1 2 3 456 7 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