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户时代和明清的都市文化浅论：町人与商人的异同(3)

2017-06-26 12:30 来源:网络整理作者：摸金校尉手机版

　　从表面看，德川幕府以町人出任町的行政长官与中国商人入仕所表现出的官商一体化倾向，同为市民阶层的社会地位得到承认的表示，但实际上二者之间却存在着本质性的差异。町役人虽然是町的统治者，与幕藩政府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但其町人身分的不变性，使其无法与以武士为主体的幕藩体制合流，其商人的经济地位也决定了其在利益上与町人阶层的一致性。因而，町役人，乃是幕藩封建文化机体上的游离物。相反，明清商人入仕，并得以跻入高位，虽然是对秦汉以来所形成的“有市籍者不得宦”的传统观念的彻底否定，是商人势力增长与地位提高的标志。但另一方面，它也造成了“士商渗透”、“官商融合”的结果，而当这种渗透与融合是建立在相当一部分商人及其子弟科举及第、摆脱了市籍成为官宦时，那么，它则意味着封建官僚队伍的壮大与市民力量的削弱。可见，中国传统文化的内涵与规范始终展示出其不可动摇的自护功能。

　　二

　　如果说德川时代的商人在政治上所居的一席末位，使中国商人的地位显得更加卑微，那么，他们在经济领域中的活动及其所产生的影响，更是中国商人望尘莫及的。日本学者原田伴彦有过这样的评价：“在城市中，町人在政治上处于从属地位，但在经济上却凌驾于武士之上，成为都市的主体。”这种堪称“都市主体”，并能够“凌驾于武士之上”的经济力量，在德川幕府的诸商人集团中，以“札差”最为典型，最能反映幕藩制封建文化的经济特征。

　　札差，是为幕府的家臣团（旗本、御家人）经营米的特权商人，大约形成于宽永年间（1624～1643）。据说，最初他们本是幕府米仓附近的米商和茶馆的掌柜，但大约经过百年之后，便发展成拥有巨额资本的大商人集团，并于1724年（享保九年）得到“官许”。

　　值得注意的是，以为幕府家臣经营米而致富的札差，其资本的积聚，从一开始就是建立在对众武士的经济掠夺上。这种违背封建统治规范而又超越常规的现象，仍然与其特殊的社会文化结构有关。

　　与中国的官僚、地主阶级不同，德川时代的统治阶级自将军、大名到普通的武士，全部定居于城市。然而，其经济来源，即幕藩体制的经济基础却仍赖农村，这就是所谓的领主经济的年贡制度。于是，城市的消费生活和增大了的货币需求与以实物地租——米为主的年贡制度发生了矛盾。生活在城市的武士们除了吃饭之外，还要穿衣购物，他们必须出售农民交纳的年贡米来换取货币，方能维持其必要的生活消费。但武士的身分，严格禁止了他们的商业活动，他们只能把出售年贡米的业务委托给江户与大坂的商人。在大坂，为各藩大名承办此项业务的分别称作“藏元”、“挂屋”等，而在江户为幕府家臣出售年贡米的便是札差。

　　札差的原义，是指幕府发给其家臣用以领取禄米的票据，上书领米者的人名与米的数量，武士持此票据到幕府米仓支取禄米。而后，随着这些为武士经营禄米的商人的出现，札差便成为这些商人的代名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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