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户时代和明清的都市文化浅论：町人与商人的异同(2)

　　毋庸置疑，町役人是日本封建文化自身的产物，反映了幕藩体制的特征，而与中国的传统文化相悖。其表现有二，一是町役人的町人身分与町人职业。据史料记载，他们大都为享有特权的大商人。如曾任大坂町役人的尼崎家是从事海上运输贸易的巨商。江户的三位町年寄（江户町役人的首脑）亦均为有实力的商业巨头。其中，樽氏与奈良氏共同把持着江户的驿站运输业，喜多村则取得了“关八州连雀商札座”的管理权，为关东行商之总管。二是这些以町人身分参与町政的町役人拥有实际的统治权力。如江户町年寄的职权为：（1）向各町的町名主传达幕府下达的法令；（2）负责町人町的土地及房屋的管理；（3）审查户籍；（4）任免町名主；（5）管理各种行会组织；（6）征收各种公役和营业税；（7）根据町奉行的指示对各町以及町人的情况进行调查；（8）审理调停民事诉讼等等。对此，日本学者评价说，这些“在町奉行指令之下的少数町役人，在许多方面都得到了独裁统治的权力，专制统治的倾向是共同的。”这里所说的“专制统治”，是对町人自治权力的肯定，而町人的自治与对权力的分割，对中国的传统文化而言，则意味着官本位之政权属性的被否定。它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出日本封建文化中的分散性、即非一统性因素。

　　较之日本，儒家文化在中国封建社会的统治地位根深蒂固。由于儒家文化的大一统性和有序性，处于政治中心与文化中心的封建都市，也表现出其鲜明的专制倾向与等级特征。首先，都市是按照京城、省城、府城、县城的等级排列的，并由此形成都市的序列网络。其次，中央政府在根据都市等级派官的同时，即规定了朝廷命官为都市的唯一统治者。所谓令“知县掌一县之政令”，“知府掌一府之令”。至明清，这种都市格局没有改变。

　　但是，不容否认的是，明清时代的中国商人，随着商业活动在社会经济中的作用的提高，其社会地位亦发生了相应的改变。针对士首商末的传统观念，有人提出了“士商异术而同志”的新思想。然而，在大多数商人的心目中，“四民之业，惟士为尊”的意识仍牢不可破。他们从自身的文化环境中意识到，要提高或者改变社会地位，只有加入士的行列，所谓“贾为厚利，儒为名高”。

　　一般来说，明清时代的商人入仕，大体通过两种途径，一是读书，以期科场扬名。二是用钱买官。

　　科举考试为中国社会带来的各阶层的流动，也为商人入仕打开一条门路。商贾及其子弟读书登第的现象，自明后期即已屡见不鲜，进入清代以后，商人入仕之风尤盛，特别是商家子弟登仕版而跻卿贰者不乏其人。如道光朝的宰辅大臣潘世恩，官居武英殿大学士，“五世祖讳景文，钱塘县岁贡生，以商籍故隶浙江。”另一大臣汪廷珍，官礼部尚书，协办大学士，家“故业盐，号臣商。”而取得功名的商家弟子更是不胜枚举，据何炳棣先生研究并统计，1646～1802年，仅两淮盐商中所产生的进士便有139人。这意味着，清代前期官僚队伍的增补，平均每一年多有一名来自两淮盐商。

　　科举之外，商人的另一条为官之路是走捐纳之途。即商人以解囊捐资的方式从朝廷换得官衔、顶带，也叫捐粟纳官。如“汪朔周，字曼思，歙人，业盐，籍扬州；……曾捐资修范公堤，岁荒赈粥。事闻，给七品顶带。”除虚衔外，商人中也有捐得实职的。如扬州大盐商程晋芳，早年“屡踬于场屋”，科举之路未通，但在乾隆南巡时，“年四十余，献赋行在，赐中书舍人”。而后，程晋芳再举进士，改吏部文选司主事，开四库馆后，授翰林院编修，是为由商人转变为官僚的典型。总之，由于捐纳得官较科举为易，所以为许多商人所热衷。虽说捐纳者并非都是商人，但以商人之富，可以想象出走捐纳一途者非其它社会阶层可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