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七”事变和平津作战(7)

　　当时日本政府采取不扩大的方针，而陆军则已计划向华北派兵。这反映了日本统治机构中的矛盾。当时竭力主张不扩大战争的中心人物是参谋本部第1部(作战部)部长石原莞尔少将。他之所以主张不扩大，是因为他对苏联的动向极为关心。他和属下的第2课课长河边觉郎、第3课负责对苏作战计划的主要负责人井本参谋等人当时认为：日军倾全力对苏，其兵力也是不足的;若以很大兵力对华作战，则影响对苏的战争准备。而竭力主张对华作战的人则认为，目前苏联对日参战的可能性不大;认为对华只需一击，中国就会屈服，甚至对华战争只要两个多月就可以使中国屈服。主张对中国扩大侵略的人占多数。但是，不论是主张扩大和主张不扩大，以武力吞并中国、变中国为日本殖民地的方针是日本的既定国策，两派都是一致的。出现的分歧，只不过是发动战争的时机与手段不同而已。

　　日军参谋本部派兵华北的意见经首相近卫批准，于11日召开内阁会议讨论。在内阁会议召开之前，于11日11时30分到14时，在永田町首相官邸首先召开了由首相、外相、陆相、海相和藏相参加的五相会议。全体一致赞同。

　　下午3时20分，日本内阁召开全体会议。五相会议的决定在内阁会议上都获得通过，并根据内阁官房长官风见章的提议，将日军制造的“卢沟桥事件”改为“华北事变”，将向华北“出兵”改为向华北“派兵”。会后，参谋总长载仁亲王和首相近卫于下午4时20分在叶山皇室别邸参见天皇。首相上奏华北派兵事宜，请天皇裁决。海军军令部部长伏见宫也于下午5时15分上奏海军的用兵事宜。天皇均予以批准。下午6时24分发表了《关于向华北派兵的政府声明》。这个声明颠倒黑白，混淆是非，诬说“负责华北治安的第29军，于7月7日半夜在卢沟桥附近进行非法射击，由此发端，不得已而与该军发生冲突。”“第29军虽曾答应和平解决，但于7月10日夜再次向我非法攻击，造成我军相当伤亡……对和平谈判并无诚意，终于全面地拒绝在北平进行谈判。”又说：“就帝国和满洲国来说，维持华北的治安，是很迫切的事……政府在本日内阁会议上下了重大决心，决定采取必要的措施，立即增兵华北。”

　　11日18时30分，参谋总长向关东军司令官植田谦吉发出“临参命第56号”命令，命令关东军司令官将所辖独立混成第1和第11旅团主力、航空6个中队、高射炮2个中队、铁道第3联队主力和电信、汽车等部队各一部派遣去华北，并令关东军司令官在作战初期，在兵站、交通业务方面向“中国驻屯军”加以援助。接着，参谋总长在19时40分给第20师团下达紧急动员令，同时命令第20师团长川岸文三郎务须迅速到达华北，归“中国驻屯军”司令官指挥。在此之前的晨4时半，天皇已钦定派教育总监部部长香月清司中将为日本“中国驻屯军”司令官，以代替正在病中的田代皖一郎少将。11日晚上，日本首相近卫为统一国内舆论，在自己的官邸召集了贵、众两院议员代表、财界实力人物和新闻界代表开会，阐明了政府的决心，要求各界理解和支持。由于当时舆论界多数主张对中国采取强硬态度，因此日本政府的声明很容易获得了大家的赞同。

　　在此同时，日本海军军令部和海军省经协商后也作出了相应的战争准备，并与参谋本部达成《陆、海军关于在华北作战的协定》。《协定》中的“作战指导方针”为：“力求把作战地区限制在平津地方，在华中、华南不行使武力，但在不得已时，应保护在青岛、上海附近的日本侨民。陆海军要协同作战。在执行本协定时，要极力避免干预第三国的事情。”“作战任务”中规定平津地方作战由陆军担任;海军负责运输和护卫，并协助在天津方面的陆军作战。在华中和华南，以海军为主，担任警戒。根据情况发展，“限定在青岛、上海附近，陆、海军以必要的兵力协同担当之”。此外，陆、海军还达成了《关于华北作战的航空协定》，规定华北作战中航空力量主要由陆军担任，海军协助;在华中、华南，航空力量主要由海军担任。海军还强烈要求：战争波及华中和华南时，陆军派3个师团(最少2个师团)到华中作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