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沟桥事变后日本因何后悔

　　“七七事变”发生以后，日本军部首先采取的态度还是不扩大事态，7月8日上午召开了省部(陆军省、参谋本部)联席协议会，傍晚以参谋总长闲院宫载仁亲王的名义发电，指示当时正病入膏肓(7月15日死去)的天津军司令官田代皖一郎中将(陆大25期)：“不扩大事变，不行使武力”。

　　但是，这只是陆军省军务课课长柴山兼四郎大佐(陆大34期，后任天津特务机关长，最后做到陆军次官)、参谋本部作战部部长石原莞尔少将和战争指导课课长河边虎四郎大佐(陆大33期军刀组，最后做到参谋次长)这几个主张不扩大事态的人的意见。这几个人在陆军省和参谋本部占据了最重要的几个职位，所以陆相杉山元大将也就随大流，同意了这个意见，这就是这封电报的由来。

　　石原是这样想的：如果和中国开战，即使把战斗区域限制在黄河以北地区，也需要：

　　一、同时动员15个师团;

　　二、使用一半以上到目前为止积蓄起来的军需准备量;

　　三、战火可能烧过黄河，扩大到上海;

　　四、半年以上的作战时间;

　　五、55亿日元以上的军费。

　　所以需要采取不扩大政策。

　　所谓军国主义，“军”就比“国”大，军部既然已经定下来了，接下来7月9日的临时内阁会议，也就跟着否定了杉山元陆相提出来的向华北增兵两个师团的建议，而通过了“不扩大事态”的方针。但杉山元只是看在不扩大派的人多才同意了不扩大，等开完了会被扩大派一推，杉山元也就改变了主意。

　　本来那张被战后老是美化的石原牌画饼是一个极大的悖论：因为有了石原莞尔这个日本陆军的异类，才会有这张石原牌画饼，同时也正因为有了石原莞尔，这张饼才会成为画饼。日本民族有个缺点，缺乏计划性，缺乏远见。像石原莞尔这样作出几十年战略规划的人，实属凤毛麟角。所以石原莞尔从陆军大学校毕业后，15年间无法进入陆军中央机关，一直是不受欢迎的边缘人。而当15年后，石原莞尔作为民族英雄进入陆军中央后，表面上风光无限，但实际上在陆军中央十分孤立。石原最致命的短处就是没有官场经验，不知道应该怎样在官僚机构中上下周旋来推广自己的想法。石原除了些形如　　似的大陆浪人以外，没有朋友，没有人来指点他应该怎么做。而且石原是中央官僚和少壮军官们妒嫉的对象：他是以一种非主流的方式成功的。在石原身上还披着“战神”的荣光的时候，大家不敢出头反对他的意见，因此石原可以达成自己的目标。但荣光已经随着岁月的流逝而消失，特别是石原莞尔被后起的那些以石原莞尔为榜样的参谋们看作前进路上的绊脚石的时候，所有的反感和牢骚就像火山爆发一样喷了出来。

　　其实不只在平津当地，就是陆军中央，也是扩大派占了大多数，其中代表人物就是军务局兵务课高级课员田中新一中佐(陆大35期)和参谋本部作战课课长武藤章大佐。

　　天津军司令官病入膏肓，参谋长桥本群少将(陆大28期军刀组，后来做到参谋本部作战部部长，但是由于诺门罕事件的牵连，1939年被转为预备役)倒还是主张慎重行事，但一帮八竿子打不着的人却无比关心，关东军司令官植田谦吉(陆大21期)、参谋长东条英机(陆大27期)，朝鲜总督南次郎(陆大17期，后来的甲级战犯)、朝鲜军司令官小矶国昭(陆大22期，后来做到总理大臣，甲级战犯)等，纷纷上书，要求中央“决断”。关东军还派辻政信和田中隆吉去前线给牟田口们打气。

　　当时这些人当然没有想到，他们这是在挖坑埋大日本帝国，对于他们来说，“惩膺暴支”仅仅是一个合乎常识的选择。还有更重要的一点，这些所谓扩大派也没有想到，以后的战火会扩大到全中国，甚至烧遍了半个太平洋。不就是惩罚一下那个衰弱了还不肯老老实实的　　吗?怎么就值得石原莞尔那么神经质呢?石原在卢沟桥事变以后主张不扩大事态的论调，除了引起日本陆军中央机关的官僚和少壮派军官反感之外，没有任何效果——什么扩大事态?这个所谓的事态不就是你石原本人制造出来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