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研究》1998年第3期(3)

　　皖南事变,作为抗日战争时期国共关系发展的一个分水岭,对国共双方、中国的抗战大局以及中国未来的政治走向都曾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在中国所引起的震荡也是十分剧烈的。对这一事件,史学界从不同的角度已进行过大量深入细致的研究,其研究成果已相当宏富。但笔者注意到了这样一种现象:过去研究皖南事变时,著论者很少重视国内舆论界内发生的变化,尤其是对报纸的言论关注不够审慎,造成了在一些研究成果中出现了事变发生后似乎舆论界都是站在共产党一边,表示同情,并一致谴责国民党的不当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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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论抗战史研究的若干问题——答曲家源先生 徐勇

　　曲家源先生在《抗日战争研究》1997年第1期发表文章,对拙著《征服之梦──日本侵华战略》进行了评论。曲先生见多识广、文笔犀利,在百忙中披阅拙著,这是对学术的执着追求,又是对自己的鞭策和鼓励。曲先生的批评,导引我作了长久思考,我感到自己与曲先生的学术观点存在着很大分歧。学术讨论,往往是推动学术进步的因素之一。因此,我想对曲先生的评论阐明自己的看法,如有学识不足、词章逾矩之处,恳请曲先生和热心的读者批评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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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天津抗战的日期问题 陈德仁

　　日本军国主义挑起卢沟桥事变,目的是要先占领北平和天津,藉以控制华北,继而妄图灭亡中国。7月27日,日本参谋本部命令中国驻屯军以现有兵力进攻平、津地区的二十九军。28日,二十九军军长宋哲元命令所属将士准备全线抵抗;并通电全国表示:在国家存亡、千钧一发之际,二十九军决心守土自卫,不怕牺牲。当天上午8时起,日军向二十九军发起全面攻击,中国将士奋起抵御,中日全面战争首先在平、津地区展开。天津抗战是在日军主力集中进攻北平之际二十九军采取主动发起出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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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长衡会战日军参战兵力述考 柯育芳

　　对长衡会战日军参战兵力,大陆和台湾有4种不同说法,即12万、17万、20多万、36.2万。这些说法相差十分悬殊,让笔者疑惑不已,也使研究者在评价长衡会战、探讨其失败原因等问题时产生偏差,因此有必要作一些考订。狭义的长衡会战,系指日军第十一军主力在航空军一部配合下进攻长沙、衡阳等湖南北部、中东部和南部以及江西莲花、茶陵的作战。广义的长衡会战除此还包括在宜昌、北江、衢州的作战。这里指狭义的长衡会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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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论陈毅对新四军正规化建设的贡献 张燕华

　　1941年1月皖南事变后,新四军从游击兵团逐步发展为正规军团。这一转变是新四军全军将士共同努力的结果。作为新四军军长,陈毅在新四军正规化建设过程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本文根据有关文献记载,对陈毅在这方面的贡献论述如下。一首先提出“游击兵团”和“正规军团”的概念1941年1月皖南事变后不久,中共中央即任命陈毅出任新四军代理军长,重建新四军军部。这时新四军百废待兴,既存在着许多新的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也有不少旧的遗留问题,而其中的关键则是部队的正规化建设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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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恩来与华南抗战 陈弘君官丽珍

　　抗日战争时期,周恩来主持中共在南方的工作和国民党统治区的统一战线工作,对于华南敌后抗日武装斗争,以及如何在华南地区开展统战工作,作了大量的指示,给以了正确的指导。一指导华南敌后抗日游击战争,保护中共组织,壮大抗战力量在八年抗战过程中,中共广东组织及其领导的敌后抗日武装,从小到大,由弱变强,开辟了华南敌后抗日根据地,展开了抗日游击战争,为民族解放事业做出了重要的贡献。这是与周恩来的精心指导分不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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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家永历史教科书诉讼”扫描 宋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