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大政略的角度看惊天动地的淞沪会战(3)

2018-05-27 19:05 来源:网络整理作者：小白兔白又白手机版

　　而当时国际强权之中，恰恰是日本最担心的苏联，希望中日之间扩大冲突，爆发全面战争，因为只有中日陷入历史大战之中，苏联才能轻易的获得中日相争的历史机会，以最低的代价，争取到远东的最大战略利益。

　　蒋介石当然非常懂得苏联的利益观点，但是，以当时的中日关系以及国际局势而言，中国自立还需要时间，国际社会其它国家自顾不暇，不会有人为中国得罪日本，蒋介石除了采取“联苏、容共、抗日”的战略之外，中国已经没有别的策略可以选择。这就是假如魔鬼可以救中国，中国都必需与魔鬼合作的历史悲剧时刻。(当时日本侵略中国东北与内蒙，苏联侵略中国外蒙与遥控新疆)

　　对于中国本土政治而言，蒋介石在西安事变之后，只是在形式上成为中国领导抗日作战的共主，还不是拥有完全领导权的国家领袖，蒋还需要更多的时间以扩充巩固对日作战的实力——比如，准备六十个德式装备师，同时建立一支可以抵抗日军掌握绝对制空权的中国空军，以及在全国战略要地，修建军事防线与要塞。同时整合更多的诸侯部队，在西南大后方建立交通、电讯以及后勤兵工厂，这样中国才能勉强有实力与日本较量，蒋介石希望最快能在一九三九年初步完成这个战略布局，但是最好的时间是一九四一年，让中国有更多的时间调整提高整个战略的实力。

　　但卢沟桥事变之后，全民共识是，蒋介石不能再对日本任何的侵略行为退让，也就是说，抗日的最后关头已经到了。

　　平津不能再失，维持七七事变之前的态势，是中国与日本交涉最低也是唯一的底线。既然已经进入“最后关头”的全面抗战时刻，就要从全局与历史而非局部与片面的观点来考虑中日之间的历史总决战，蒋介石原已先将西北军北调，支持宋哲元强硬周旋，另外一方面也在规划调派大军一百个师北上，在石家庄建立指挥行营，由徐永昌出任行营主任，节制华北各军作战，必要时在河北中部与日军进行硬碰硬的大战。

　　但蒋很快就被国军中的年轻将领如陈诚、张治中等人，加上智多星白崇禧、德国军事顾问法肯豪森所说服，他们都指出河北决战的地缘战略危机，假如日军在河北决战取得胜利，那么日军一路追击撤退的中国军队，势必可以轻易渡过黄河，进入中原，然后就可以进窥武汉，切断中国西撤的战略通路，将中国由北而南，切开两半。

　　当时中国自从明清两朝以来，包括民国初年的一点工业化基础，以及所有的资源与军力重心，都在京广路以东;而在规划中的抗战大后方的西南，当时连军阀割据的问题都没有完全解决，基本上，中国西南的四川、云南、贵州以及广西几省，都还是保持独立的军政系统，对于蒋介石的中央政府的命令，很有保留，比如发生卢沟桥事变之时，中央政府的参谋总长何应钦，正在四川与三个差点相互开火的派系领袖进行军队整编的谈判，而接到中央召开抗日共识会议的通知时，云南的龙云还有所保留地私下通知李宗仁、刘湘等人，不要轻易相信蒋介石的决心抗战。所以中国在西南大后方，根本没有储备任何的战力，假如日军一旦从北而南地完成对中国的战略切割，那么中国就没有任何进行持久战的战略纵深，根本无法与日军进行“持久抗战”，也就是说，在战略上，中国非败不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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