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9师骑兵团“黎城整军”记事(6)

　　任务原本并不困难，可是制订计划的人考虑不周，一次安排的运输量太大，骑兵团每匹马都驮上了子弹、手榴弹箱，沉甸甸地压得战马直哆嗦，战士们根本不敢再骑马，只能牵着马走。这样一来，就完全丧失了机动性，成为一支目标庞大、笨重缓慢的运输队。从4月初到5月中旬，骑兵团在河北、河南转悠了一个多月，游走于日军封锁线之间，步步凶险，好不容易过了平汉线，却无论如何也过不了津浦线。到最后师部无奈只得下令：任务取消，返回太行山。

　　于是，骑兵团又驮着弹药往回走，返程途中发生了一件事，导致团长王振祥后来被撤职。事情是这样：骑兵团走到河南汤阴时遇到了冀鲁豫军区司令员杨得志。漳南战役的时候，骑兵团曾经和冀鲁豫军区部队配合作战过，王振祥团长和杨得志是老熟人。杨得志看到骑兵团驮着满满的弹药，十分眼红，乘机诉苦说部队很缺弹药，问能不能分给他们一些。其实八路军哪有不缺弹药的?可王振祥当时不知怎么脑袋一热，又犯了说大话的毛病，自作主张把驮的子弹手榴弹给冀鲁豫军区留了一半。这下战士们和战马是轻松多了，王振祥却倒了霉，回到黎城就被免去了团长职务，调任129师随营学校轮训队长，一直到抗战胜利。

　　王振祥团长调走后，副团长黄家景被提升为团长，新任政委廖冠贤，接着上级又派来了新的副团长、参谋长、政治处主任、副主任。不但团领导班子换成了新的，而且还从师政治部锄奸队派来了特派员(徐青山)。几个人个个都是生面孔，人人表情都很严肃。

　　黄家景上任团长后的第一个命令就是严厉整顿部队作风，和不良倾向斗争到底。

　　这一下都感到整军要来真格的了。

　　整风的第一步是思想教育。每天组织开会学习，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大会开完紧接着开班会讨论。一开始都不习惯。有个班开会的时候，战士们你看看我，我瞧瞧你，谁也不知道该说什么。班长见都不发言，怕冷了场，逼着平时最能侃的“川老汉”刘金魁带头。他坐在门槛上寻思了半天，才吞吞吐吐地说：“首长讲得真好，一清二楚，咱们思想落后了。还是首长说得对。所以呀，要打败日本鬼子，就得听首长的。为什么呢?因为啊……首长讲得好，咱们思想落后了。”发言结束，大家一阵热烈鼓掌。鼓掌完了仔细一想，不对呀，他的这些话尽扯车轱辘了，等于什么也没说。

　　还有上政治课的时候，台上领导讲话一套一套的，无奈战士们普遍文化程度低，听不明白，也不耐烦。私底下这个说“我宁愿扛锄头、背粪筐去，这政治课名堂太多，活受罪”，那个说“新来的政委活像个念经和尚，捏诀念咒的，等他讲完了，我也忘光了”……

　　最后，还是新来的政治处主任况玉纯(原任129师宣传科教育股长，1940年4月升任骑兵团政委)想出了办法，编了些歌谣快板，比如“抗日信天游”、“八路军快板”、“骑兵快板”等，才让许多不识几个字的战士把一些名词记住弄明白了。

　　经过一段时间的学习讨论，最终大家终于真正认识到了集中整军的必要性，明确了骑兵团以前确实存在着不少问题。

　　比如说，一、流氓习气。表现为：吹牛皮，讲怪话，唱“野歌”，缺乏严肃紧张的政治作风;阶级观念模糊，认老乡，拜把兄弟，党员干部说话没有“大哥”管用;部分干部滋生了个人英雄主义思想，战士形成了雇佣盲从习性。这些表现都是和人民军队党指挥枪的原则背道而驰的。二、军阀残余。一方面表现为有的干部接受地主乡绅的宴请，开小灶，大吃二喝，缴获交公不彻底，私设小库房;另一方面，个别干部体罚士兵，动不动就喊“立正”，训话时踢屁股、骂粗话。还有对群众不和气。老百姓的牲口与战马抢吃草料，喂马的战士就把老百姓的牛羊赶走，破坏了军民关系。三、本位主义。表现为骄傲自满、自私自利。比如配合步兵打仗，骑兵追击是强项。经常是人家步兵部队打了半天，好不容易敌人溃败了，骑兵轻轻松松追上去，把武器装备都缴获下来，好东西自己先拿，淘汰不要的才留给步兵，还嘲笑人家“要不是我们骑兵，敌人早跑了，你们连这破枪也没得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