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侵华期间毒品的泛滥(8)

　　《刺刀下的毒祸——日本侵华期间的鸦片毒化活动》一书中详细记录了日本人在唐山开滦煤矿除用各种手段欺压矿工外，还用毒品来毒害矿工，其原文是：

　　“在冀东开滦煤矿的五万名工人中，估计有5000—8000人注射海洛因：有一年瘾的，每天要注射50毫升;有两年瘾的，每天要注射100—150毫升。一般经过一年半的注射后，这些嗜毒者的身心便被摧残至奄奄一息宛如行尸走肉了。”

　　正如“美国教士在1935年4月9日《字林西报》报道云：

　　“(冀东中立区内)各式各样的土匪互相勾结，公然竞逐揽办嚣张的鸦片与吗啡的贩卖，甚至在街道上，每天都是那些被欺骗的由于快速增加吸毒恶习的破碎人的可厌景象，在门口半死样的躺着，或者衣衫褴褛，像游魂一样，到处游荡’。”

　　王弼臣老人的口述材料《小山土膏店》一文中对于唐山吸毒人员惨不忍睹的情形有这样的描述：

　　当时的社会，抽大烟成风，权势富户接人待客，先点烟灯后沏茶;馈赠亲友，烟土为上。当时流传这样一句话：“不抽大烟不算阔。”因此，官绅、商贾、阔少、贵妇，或出入烟馆，或居家狂吸，风靡一时。人们回忆一些吸烟受害者，虽陷困境，穷的十冬腊月披着麻包片子，冻得浑身哆嗦，夜里钻饭馆灶膛过夜，但瘾上来，借、当、偷、骗，还是“抽”。所以沉缅于此，倾家荡产，身败名裂者，不乏其人。当年瓦房街首户刘献云，其子人称“二少”，家资殷富，但沾染烟瘾，家道日落，终至街头行乞，死在老盐店胡同(即东局子附近)。红极一时的唐山第一名妓“小粉包”，从抽大烟开始，到烟瘾日重而抽“白面”，最后也毙命于街头。小山前街一妓女“双玉”，姿色秀丽，虽近于权贵要员，亦不免丧生于烟土。以上仅举三例而已。那时，烟鬼暴尸街头巷隅乃属常事，因此小山曾成立过“掩骨社”，天津人丁绍武为首，每有死尸，即抬走掩埋，但附近居民也常常募集二、三元钱，雇两个乞丐将死者扔于荷花坑司家施舍的义地了事。”

　　遵化县因参与走私贩毒卖鸦片人多，所以吸毒的人更多。“1937年日寇完全占领遵化以后，公职人员、军官、士兵、警长、警察、特务、警备小队长吸毒颇多，甚至已矿散到穷人、失业者、二流子、妇女，不少人成瘾后缺钱再买烟泡，只得改扎吗啡，直接损坏健康，有的吸毒者挺而走险，犯罪坐牢;有的倾家荡产、夫妻离异、沦为乞丐，城外附近村落几乎村村都有不少人吸烟”。“据老辈人讲，几乎每年冬天因染‘三毒’横尸街头的总有三、四十人。”

　　丰润县“七树庄总户数250户，而染成吸毒嗜好的100人之多”，约占全村人口的15%。徐珍老人曾这样说：“当时(1935至1937年)我的家乡刘家营、杨家营、王官营一带，抽白面的达数百人之多。”另据《丰润县文史资料选编》记载：“西杨家营当时有个青年农民叫汪金龙，本来家境不错，但吸毒成瘾后，变卖了全部家产，逼得母亲走投无路，只好改嫁，其本人落个冻饿而死的下场。车轴山村一名入党较早的干部叫王金波(又名王云屏)，原是中共丰润县委与特委之间的交通员。由于革命意志薄弱染上吸毒恶习，因其毒瘾大发又苦于无钱，竟把丰润县委7名成员名单出卖给日本特务。”(后被民主政府处决)。徐珍老人说：“杨家营抽白面的王金成变卖了家产后，没住处，在一个长工屋借宿，犯了白面瘾，把长工的衣服偷去换了白面抽。刘家营的一个女人抽白面没钱就卖淫。当时不仅一些浪荡邦子这样搞，就连一些扛活做月，老实厚道的庄稼人也中了邪，迷迷糊糊过着亡国奴生活，许多工地荒芜，村庄冷落。”大量瘾君子的死亡，引起了中共地下党组织的关注，曾发动群众进行打击。徐珍老人回忆说：“1936年夏天，我和白云台(生)、东波、王恒等人秘密串联附近的100多人，砸了王官营的赌局，混乱中打死高丽浪人。为了打击杨家营的白面馆，我地下党组织通过丰润保卫团，派出骑兵，将白面馆的高丽浪人小朱阳痛打一顿，驱逐出去。国持营一个开白面馆的高丽浪人，去左家坞途经贾庄时，被愤怒的民众扔进陡河里淹死。”

　　总之，毒品带来的人身伤害是残重的，这痛苦耻辱的历史唐山人民永远不会忘记。

　　2、经济损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