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侵华期间毒品的泛滥(7)

　　1937年日军占领遵化以后，表面上严格禁止公职人员、军人吸毒，实际上是有禁不止，查而不禁。“伪遵化县公署设置的禁烟局由县长兼任局长，却公然开设官膏店，使专事贩卖、批发鸦片、海洛因和吗啡合法化。遵化城内除日本浪人、朝鲜浪人和本地汉奸开设的‘同兴’、‘福记’、‘云华’、‘同义’、‘三义’五个规模较大的膏店和一个鸦片批发店之外，西大寺还有伪镇长庞玉华开设的大烟馆一处。其他如白衣庵、东水灌、四眼井、南阡胡同等处都有私人开设的大烟馆。在遵化城关，粗计就有赌场、妓院、大烟馆20多家”。城南大草店孙树青依靠卖‘白面’发家。

　　“1935年至1937年间，丰润的白官屯、左家坞、王官营、杨家营、刘家营、国持营、南曹庄等地都设有洋行、白面馆、大烟馆、堵场”。另有记载：“日军侵占丰润以后，则开放烟禁，公开贩卖大烟、白面，还派遣日本浪人、高丽浪人开设大烟、白面馆，据不完全统计，日军在丰润县城、左家坞、新军屯、七树庄、韩城、老庄子、三女河、王官营、河浃溜、丰登坞等185个村镇开设了白面、大烟馆。”开白面馆、大烟馆的村镇数占全县行政村总数的17.7%。

　　另外据“中国调查人员曹成功在对冀东的调查报告中，也显示在滦东、临榆、秦皇岛、迁安等县各有日韩侨民数十至数百家不等，皆以贩卖鸦片为业。”可见在唐山乃至冀东贩卖、吸食鸦片者之多。

　　鉴于鸦片等毒品在唐山泛滥成灾，唐山公安局于中华民国二十三年(1934年)九月十九日以政字第915号密令第二分局，全文如下：

　　案奉河北省政府第六三三五号密令内开：

　　查滦东平北各县自接收以后，日鲜侨民所在皆有大率以经商为名实则贩卖毒品一般流氓地痞趋附其间，妨害治安至深至钜，即以唐山一处而讼，竟有日鲜洋行百余家之多，秦皇岛亦有六七十处，其余丰润玉田遵化迁安乐亭等县多寡不等加经本府迭令取缔……而……均应查明……仰将此项售毒之日鲜洋行或商店字号姓名籍贯暨营业情形列表呈送以凭汇检，勿稍稽延……

　　中华民国廿三年九月十九日

　　局长 赵巽

　　综上所述，从烟馆的设置分布情况看，几乎遍及整个冀东，尤其唐山辖区更甚。1937年7月出版的《解放》杂志刊载属名鹿鸣文章《日寇汉奸统治下的冀东人民》一文中介绍：“日鲜浪人开设起洋行、白面馆来，大量贩卖毒品，平均每县都有百几十家。”很客观地反映了当时毒品在唐山的泛滥状况。

　　
      四、带来的灾难

　　1、人身伤害

　　毒品首先就是对沦陷区的人力资源造成了严重破坏，青壮年本来是生产第一线的主要力量和抗日战争的重要力量，但因吸食鸦片后变得身心俱僵、精神麻木，对民族危亡、国恨家仇全然不顾，致使土地大量荒芜，甚至兵源质量不高。有文章说：“因日本人采用各种卑鄙手段诱迫人民吸食鸦片，致使全中国‘沦陷区内吸食鸦片及沾染其他毒瘾者约3200万余人，其中3100万余人系因日本占领直接造成之结果’。”占吸毒总人数的96.88%。在沦陷区“河北、山东、山西区域人口8200万，其中吸毒人数656万，吸毒人口占区域总人口的8%。”有多少人残死在杀人不见的屠刀——毒品之下，尚无确切统计，属名鹿鸣的文章里曾这样记述过：“无论任何人，一上瘾难以逃脱，不到一、二年就呜呼哀哉，狗一般的死去。在城镇，冬天一日夜间可以看到无数的死尸躺在街道上、水沟中。他们都是从洋行、白面馆抛出来的。‘白面鬼’每一个村庄都有数人、十数人或数十人。”1936年2月17日《唐山工商日报》记载：“据唐山当局统计，1935年度‘平均死于鸦片、吗啡、海洛因〈路倒〉者每日约七名，每年不下二千余名，其稍宽裕之家，因吸用毒品致疾身死，无从调查者尚不知几何’。”另据《滦南革命史》记载：自1935年冬至翌年春，3个月的时间仅倴城一地就有30多人因吸毒被夺去生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