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衡之战后，蒋介石“敲几如山响，平生所受的耻辱，以今年为最大”(2)

　　日军总结第一阶段的战果称：“自开始作战以来，第11军虽力图歼灭第九战区军的主力，但敌军大部回避与我决战，尤其是敌军退避到了东面山岳地带，如不将其歼灭，对第二期作战向桂林、柳州方面进攻，则很难保证不留有后患。”为此，日军的战略构想是：为了下一阶段攻取桂林、柳州，要在这一阶段的作战中尽量歼灭中国军队，为此，设法引诱中国军队采取攻势。衡阳地处粤汉与湘桂铁路交汇处，是进入桂、黔、川、滇四省的门户;湘江纵贯长沙与衡阳之间，是南北交通之要道。

　　日军估计进攻衡阳时，中国军队将会全力展开攻击。为此，日军计划在攻取衡阳的同时，以主力搜索围歼对日军侧攻和前来增援的国军，重点击溃湘东山区的中国第九战区主力。

　　国民党军在第二阶段的战略是：中间防堵，两翼夹击，置主力于湘江之东西两翼，实施正面阻止，侧背猛攻，战略上与前一阶段没有大异。在此期间，国民党军只以1个军用于衡阳防守，而东西两翼则先后投入了约13个军以上的兵力。

　　6月20日，蒋介石电令各兵团以阻敌深入、确保衡阳为目的,从东西两翼夹击日军。具体的战略部署是：中央以一部于渌口、衡山地区持久抵抗，东翼主力由醴陵、浏阳向西，西翼主力由宁乡、益阳向东，夹击深入之敌而歼灭之。但日军迅速突破中国军队的阻击，6月23日即兵临衡阳附近。日军在兵力布置上，以2个师团进攻衡阳，以3个师团进攻湘东地区，以1个师团进攻湘江以西。6月25日，重庆军委会电令方先觉的第十军死守衡阳。

　　6月26日，第九战区拟具于衡阳与日军决战计划，并向衡阳周围调集兵力。同日，蒋介石指派副参谋总长白崇禧前往桂林，协调指挥衡阳一带战事。7月1日，蒋介石主持军事会报，获悉广东之敌已向清远与从化方向分路进犯。蒋认为日军“打通粤汉路之计，已不可遏阻矣!今日惟一要图，为如何能固守衡阳，增强湘桂路兵力，以确保桂林空军基地，如能粉碎其犯湘桂路之企图，则此次作战当不失为成功也”。

　　这个时期，蒋介石一再电令各兵团依照“正面阻止，侧背猛攻”的战略攻击进犯之日军。第二阶段军委会下达的一系列指令均是按照这一战略执行，要求前方各军向当面之敌发起猛攻，或向敌人侧背发起猛攻，试图打破日军的战略企图。中原会战与长沙会战节节挫败以后，国内外舆论对中国军队群加指责。作为国军最高统帅，蒋介石对来自英美盟国的讥评尤其感受到莫大的压力。

　　7月中旬，美国总统罗斯福致电蒋介石，谓豫湘战事颇减低中国信誉，拟令史迪威直接指挥中国全部军队(包括中共军队)作战。蒋介石对此深感耻辱和刺激。7月21日，蒋对出席整军会议的军委会各部会主官痛心疾首地说：“自从这次中原会战与长沙会战失败以来,我们国家的地位，军队的荣誉，尤其是我们一般高级军官的荣誉，可以说扫地以尽。外国人已经不把我们军队当作一个军队，不把我们军人当作一个军人!这种精神上的耻辱，较之于日寇占我们的国土，以武力来打击我们，凌辱我们，还要难受!”据封裔忠记述，蒋介石当时“声色俱厉，数数击案如山响”，其心情之愤激可见。

　　12日，蒋介石再次训令各军“以攻为守，并袭扰敌后方”。湖南会战的结束时间，历来以衡阳沦陷为标志。实际上，在衡阳失守以后的一段时间里,蒋介石仍命令国民党军继续在衡阳周边地区攻击敌人。直至8月下旬，蒋介石才放弃反攻衡阳的企图，调整部署，开始转向沿湘桂路两侧组织防御。蒋介石判断“敌主力向衡阳西郊集中，似有沿湘桂路西犯之企图”;蒋介石确悉日军更有深入广西之企图，命令第九战区抽调主力准备参加湘桂沿线作战。日军攻占零陵，整个湖南会战基本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