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衡之战后，蒋介石“敲几如山响，平生所受的耻辱，以今年为最大”

　　1944年5月26、27日，日军第十一军各部队兵分三路向鄂南、湘北之国民党军发起攻势，揭开湖南会战之序幕。会战伊始,重庆军事委员会内部在战略指导方针上存有分歧，主要有两派主张：一派认为粤汉路势必失守，不如主动放弃，退守湘桂路，在湘桂边区或广西桂林与日军展开决战;另一派则主张在粤汉路沿线及两翼组织抵抗，以狙击日军的野心和消耗其有生力量。

　　日军欲打通粤汉路和湘桂路，有三个要地必须攻克，即长沙、衡阳、桂林。按当时中国战区的划分，鄂南、湖南为第九战区，司令长官是薛岳;广西为第四战区，司令长官是张发奎;广东为第七战区，司令长官是余汉谋;鄂西为第六战区，司令长官是孙连仲。这四个战区中，第九和第四战区是此次湘桂战役的正面战场;第七及第六战区处于战场边缘。日军预定的作战路线是穿过第九战区的西侧，然后冲向第四战区的中枢，以第九、第四战区国民党军为主敌。

　　日军在制订作战计划时考虑到：“攻克长沙是这次作战的关键，自应全力以赴。但我方此次的兵力比前几次作战都大得多,长沙一举可破。因此，战局的关键乃在于衡阳长沙之间敌军进行侧攻时的决战，估计攻下长沙后不致立即出现侧攻，而在进攻衡阳时，当前重庆军将会全力展开。”日军预测，衡阳地区位于国民党军第九、第六、第四、第七4个战区之间，主要决战肯定将在其周围进行。

　　第九战区司令长官薛岳部署的战区防卫战略是：在湘江东、西两岸，步步阻击，消耗敌军，而将主力部署于两翼，诱敌深入后，在长沙附近围歼日军。但薛岳的这一战略部署是沿袭第三次长沙会战的战法，日军早有防备。昨天的笔记聊过薛岳将军的天炉战法，也就是第三次长沙会战胜利的原因。

　　日军一反过去惯用的孤军深入的战法，以战斗力最强的骨干兵团部署于两翼，致使薛岳的外侧作战难以成功。另一方面，日军使用优势的第二线兵团保持纵深阵势，对战略要点实施重点突破。国民党军总体参战兵力虽超过日军，但在要点的防守攻略上，兵力反居劣势。薛岳的外侧作战既不利，沿湘江两岸南下的日军很快进逼长沙。日军以两个师团约3万余人围攻长沙，而薛岳仅以1个军(第四军,军长张德能)守备，战斗兵员不过1万余人，守备的兵力与阵地绝不相称。

　　日军进攻长沙的计划是：“为了攻取长沙，必须攻占其西方的岳麓山。为此，派遣有力兵团在湘江左岸进攻该山，与直接担任进攻长沙的兵团相互策应。”而薛岳在防守长沙的兵力布置上，令张德能以第四军的2个师守长沙城，以1个师守岳麓山。岳麓山位于湘江西侧，与长沙城隔江相对。在地理位置上，岳麓山居高临下，俯瞰长沙城，为长沙整个阵地之锁钥，欲守长沙必先守岳麓，岳麓一旦失守，长沙决守不住。守备岳麓山的第九师除缺员外，战斗兵不过3千人，而防区竟达50里之广(岳麓山周围设防)，实属防广兵单。迄岳麓形势危急，张德能临时转用兵力，从长沙城抽调兵力增援岳麓山，由于在战斗激烈之时仓促调动，渡江船只准备不足，反而自乱阵脚，动摇军心，导致长沙迅即失守。长沙决战计划落空。湖南会战自1944年5月26日开始，至6月18日长沙失守，第一阶段湘北的战役告一段落。衡阳作战再说重庆军令部直至长沙失守一周前，才拟出作战指导计划，并经蒋介石批准。在这个作战指导计划中，军令部拟定的作战方针是：以巩固重庆、昆明,确保抗战基地及国际交通为目的，进行战略持久战，控制有力兵团于六盘山、秦岭、巴山、鄂西、湘西、桂东、滇南各要隘，严防“敌奸”之侵入，见机再转攻势。

　　从这一作战方针看，军令部主要担心日军西进，威胁重庆陪都和西南国际交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