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衡会战：名将薛岳的麦城(4)

　　军令部部长徐永昌对薛岳也有相似的态度，第二次长沙会战时，在战局尚不明朗的情况下，薛岳即发动宣传机器“预祝胜利”。徐让人转告薛岳：“等击退敌再宣传，何争此一时。”徐永昌日记里说：“(第九)战区方面竟径向几家报纸发表无理宣传，(未经新闻检查，)谓毙敌三万几千，伤敌六、七万，俘敌八千几，致使招待记者席上某某外国记者询问本会发言人，对湘北敌已无所用其追击等等讥讽，顷，敌人亦名我纸上战斗胜利。”

　　对第二次长沙会战的敌我伤亡人数，徐永昌也一直有疑问，“薛伯陵对外记者及武官(日前由渝招待前往者)谈话，发表湘北之役，敌遗尸四万一千余具云云，使本部战讯发布组大为作难。”

　　等到军令部次长林蔚向徐永昌转述从蒋介石那里听到的湘北真实情形：所报俘获敌人不到十个，枪许有几枝，余可想矣。徐永昌获知这一情形，大为感慨：“由谎报一点看我国军人无耻，可谓达于极点。”

　　到了第三次长沙会战时，薛岳依然报告杀敌颇多，而何成濬日记记载：“(军事委员会)会报时，主席宣布关于湘北三次会战，第九战区薛司令长官之报告云，我军伤亡官兵二万九千余，倭寇死伤五万余，在场诸人均笑斥之，主席亦言其过于虚妄。”

　　对于第二、第三次长沙会战，真实的伤亡数字又是多少呢?根据日军报告，第二次长沙会战日方阵亡1670人，战伤5184人，另有14人失踪。第三次长沙会战，日军报告称阵亡1720人，战伤4795人。即使加上数千战病人数，每次作战薛岳对歼敌人数的报告仍然夸张了四五倍。

　　而这几次成为薛岳生涯中亮点的胜利，也遭到第四战区司令长官张发奎的质疑：“三次所谓长沙大捷(1939年秋，1941年、1941年12月至1942年1月)同所谓粤北大捷相似。敌军志不在长沙，犹如它们志不在韶关，它们只不过是佯攻而已。我的观点是基于一个简单的理由：我感觉敌人能攻占任何他们想要的目标;倘若他们没有占领某地，那是因为他们不想要。”

　　由此可见，薛岳的长沙大捷的战绩的确存在虚报，重庆方面对此颇多微词，只是碍于抗战军心，只能捏着鼻子认账而已。这也造成了一旦长衡会战失利，便墙倒众人推，薛岳的抗日战神地位几乎在一瞬间化为乌有。

　　长衡会战的一再败退，以及各方对薛岳的怀疑和指责，已经让他指挥不动第九战区部队，各部队长出现了不接薛岳电话的情况。

　　9月，随着衡阳陷落，日军兵锋已经指向广西，军委会抽调20、44、26、37军加入湘桂线作战。薛岳则顶着干，只许37军、20军西移。王泽浚的父亲、重庆卫戍司令王缵绪电告王泽浚：“该军长不顾一切，率部随同杨森部西移，一切后果，由我负责，切勿迟疑。”但是，薛岳通过派驻44军的督战官顾家齐暗中威胁王泽浚：一旦王泽浚胆敢率部西移，他将派队拦截，予以制裁。王泽浚胆小，不敢违背命令，留了下来。但20军和26军不管这么多，不接薛岳命令，队伍向广西转进。

　　薛岳则认为长衡会战的失利是由于多头指挥造成的恶果，前线部队面临令出多门、无所适从的窘况。对此，直到战后他依然耿耿于怀。

　　随后，薛岳的第九战区长官部再度迁移到桂东，一座湘赣边境的小县城，此时抗战名将手下只剩下6个军、5个师，而且这只是账面数目，实际上迭经苦战的部队比长衡会战期间减少了一半以上。

　　此时，轰轰烈烈的桂柳会战已经展开，薛岳率领着九战区残部，只能琢磨着如何开展游击战。在他叱咤风云了5年的三湘大地，薛岳彻底成为边缘化的人物，那抗日名将的声威就如他的长官部一般，越走越远，直至淡出了人们的视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