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同盟军的酝酿和成立(6)

　　5月中旬，方振武率领的抗日救国军和冯玉祥在汾阳的一部分军校师生陆续到达张家口、宣化。5月下旬，抗日同盟军总部召开大会宣布成立了察哈尔省的新政府，由佟麟阁(二十九军副军长)任察省政府主席。

　　不久，由饶漱石介绍给我的游击专家按照约定的方式和我见面了，我向他介绍了我们酝酿和组织抗日同盟军的经过和具体工作意见包括工作方针和各方面的工作关系都向他做了详细介绍。他当时都表示赞同，于是，我让肖明关照他到张家口具体接头的事情，我当时没有想到此人就是柯庆施，他向我说了一个化名，自我介绍说是当新闻记者的。事过之后，曾经与饶漱石一起在北方工作过的赵克昂同志才告诉我，此人是柯庆施。柯庆施(在张家口化名为张大鼻子)一到张家口，便着手组织了党的前线委员会。最初，张慕陶他们派到张家口时，没有命名什么组织名义，所谓特委是他们为工作上的方便而那样叫的。柯庆施陆续通过河北地方党组织调到张家口很多干部，其中有做工运、青年团、学校、抗日御侮救亡会等群众工作的，也有搞军队工作的。大多数是青年学生。在王明左倾关门主义的影响下，栖庆施初步熟悉了张家口的斗争情况以后，便采取了司我们那一套截然不同的做法，开始打倒一切。他和一些持相同意见的人认为冯玉祥、吉鸿昌、佟麟阁、方振武退些蒋名爱围将领都不是真心抗日，甚至也把他们视为最危险的敌人，疏远了抗日同盟军中的非党军事干部，对于外围系如晋军和东北军也不予理睬了，在党内，则对原来与冯玉祥一起工作的或属于我们派去的干部采取排斥的态度，或调离工作或撤销职务，甚至开除党籍。在工人、学生、士兵中发动了罢工、罢课、罢操的运动，公开反对冯玉祥。依然按照王明等人的调子说日本侵占东北和华北是以此为跳板进攻苏联，要紧急动员起来武装保卫苏联。

　　我得知柯庆施在张家口的这些做法，意识到饶漱石和柯庆施对我搞了鬼。最初，他们佯做完全同意我讲的意见，在张家口的各方面关系，我们都承认。我当时实心实意地表示说：“你(指柯)去了以后，如果有困难当地解决不了，还可以找我，我想办法帮助你。”我当时请求河北省委派干部以及向柯庆施介绍情况并不是移交工作。结果，柯庆施到张家口以后就搞夺权，成立前委。这样，在客观形势上就形成了我们移交工作。我想饶漱石如果不是骗人，他为什么会向我胡吹一通“游击专家”的。冯玉祥正在踌躇满志地组军抗日，以待东山再起，忽然朋友们换了态度，把他当作了敌人，他当然不会同意更不会理解这种做法的。但是，他接受了历史的教训，没有(当然也不可能)再走反共道路。他在军事和政治上依然任用着我们一些干部。这样，我们一些同志按照柯庆施的意见去进行工作，实际上有困难，更不听他的，又到北平来找我商量。于是柯庆施他们便放出空气说，我这里搞了“第二党”。形势愈来愈复杂，柯庆施等人不希望我们继续再按照原计划工作下去，而我们又不宜也不可能投注大批力量参与领导抗日同盟军斗争。事已至此，我不能争这个领导权了，我只好撤出来，但是，在张家口的早期派去的同志由于工作关系和其它各种原因是不能一下子撤出的，他们只得接受柯庆施前委的领导。我们起初与冯玉祥商定的不打倒南京政府，不提反对张学良等军阀，而只提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及其一切走狗。这样，一些地方杂牌军人甚至军阀一看没提他们，就会有想法不与我们为敌，我们甚至可以逐步争取他们来抗日。抗日同盟军在成立时，对外界公布机构，几乎都是冯玉祥的班底。局外人根本看不出红色。这样做可以先麻痹日军和蒋介石，使他们不摸我们的底细。如果照这样先搞下去，壮大了我们领导的武装力量，是能够做出更大的成绩来的。刚刚造成了一个局面，我们便自己把自己公开了，又贴标语，又搞游行示威，又搞罢工集会，普遍宣传一些党内的左倾口号。国民党特务很快把这些情况报告了蒋介石、汪精卫南京政府。蒋、汪公开指责冯玉祥的“罪状”之一就是联共赤化，并且着手布置在军事上围攻察哈尔。这样前后两阶段、两条方针，已经改变了我们与冯玉祥起初商定的抗日纲领，使得我党领导的张垣抗日和冯玉祥再度出山抗日，同样遇到了日益明显的困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