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

　　1928年，地处祖国北疆、大部分属内蒙古中部地区的察哈尔改为行省。1926年举行过闻名遐迩的“五原誓师”的国民党爱国将领冯玉祥，在“九一八”事变后，多次猛烈抨击蒋介石的“攘外必先安内”政策，甚至受到蒋介石排挤，居住在山东泰山。他深感没有实力，难以实现自己的抗日抱负，经过深思熟虑，决定迁往察哈尔省抗日前线，这里有冯玉祥的旧部、时任察哈尔省主席兼29军军长的宋哲元，宋哲元的部将冯治安、张自忠、刘汝明、佟麟阁等也都是跟随冯玉祥多年的战将。1932年10月9日，冯玉祥到达省会张家口，得到宋哲元等的支持，立即与在上海的国民党中委李烈钧、程潜等15人通电全国，强烈谴责国联(联合国的前身)调查团的报告书“混淆真相，颠倒因果是非”，指出“挽救国难在于积极抵抗;徒尔求助国联，实为国族自杀”，要求国民政府“放弃不抵抗主义及依赖国联之谬想，速解人民束缚，切实与人民合作，全国动员，以抗暴日，而复失地”，但蒋介石等政府要员对此置若罔闻。

　　组建

　　1933年1月17日，山海关失守，举国震惊，许多著名爱国人士、热血青年及抗日团体，都把目光投向了冯玉祥，敦请冯玉祥出山领导抗日的函电，雪片似的飞往张家口。在全国民众抗日呼声高涨下，冯玉祥决定与共产党合作，吸收各方力量，积极筹组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并正式向中共方面提出派干部到张家口和他筹划抗日大计。随即，中共北方特科派党员张慕陶、吴止戈、吴化梓来到张家口，成立了中共张家口特委，协助冯玉祥工作。其时，冯玉祥没有军队，宋哲元就把30师223团拨给他作为卫队。被迫出国考察的吉鸿昌回国后，接受中共中央的指示，在天津召集旧部，集资购武，带领部队开拔张家口。冯玉祥还电邀老部下、山西汾阳军官学校教育长尹心田整理所部，向张家口转移，很快尹心田与副校长支应遴扩编队伍，来到张家口。1933年2月，驻扎在晋南襄城的方振武部，冲破何应钦的重重阻力也达到张家口。同时退到察哈尔、河北两省的数万东北义勇军，一部分被北平军分会改编为正规军，参加长城抗战失败后溃散到察哈尔，他们的首领纷纷请求冯玉祥收编，继续抗日;另一部分散兵游勇的义勇军也被收编。此间，冯玉祥的旧部孙良诚、高树勋、张凌云等，相继收编了宋敬久、马金良、雷中田、李海山、宋振玉、也玉岭、胡云山等部达1.5万余人。自此，由东北、华北的爱国官兵、工人、农民和平津、内蒙古的爱国学生组成的同盟军共有9万多人聚集到冯玉祥的麾下，经整编后成为冯玉祥直接掌握的抗日部队。

　　为解决面临的粮食、武器、弹药等军需困难，冯玉祥带头抵押了在张家口的房产，制作了1万件皮坎肩，为抗日将士御寒，但只是杯水车薪。孙良诚、高树勋、张凌云等也把自己的财产捐出来，充作军费。冯玉祥不顾蒋介石的压制，决心争取各方支援。曾任黑龙江特别行政区都统的朱庆澜得知冯玉祥组建抗日同盟军万事齐备，只欠东风，将手下的东北抗日后援会募到的10万银元，及时派人送来。冯玉祥还分别致电南方的胡汉民、陈济棠、邹鲁、李济深、李宗仁、白崇禧和上海的国民党中委程潜、李烈钧等人，声言：“华北危急，只有以全力与暴日作殊死战。军需至急，盼分头发起募捐，以应急需。”

　　在多伦、沽源相继失陷后，察哈尔形势日益危竣的关头，5月24日，冯玉祥主持召开各方军事首领和中共代表参加的会议，决定组建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会议公推冯玉祥为总司令。5月26日，冯玉祥发出《就任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总司令通电》，呼吁：“凡真正抗日者，国民之友，亦即我之友;凡不抗日或假抗日者，国民之敌，亦即我之敌。所望全国民众一致奋起，共驱强寇，保障民族生存，恢复领土完整。”全国人民对一贯主张抗战的冯玉祥寄予厚望，很多人民团体、社会名流、省市要员和军队高级将领纷纷来电表示支持。是日上午，冯玉祥派兵占领察哈尔省政府，撤销了原代理察哈尔省政府主席兼民政厅厅长仵墉的职务，查抄了国民党蓝衣社特务机关“张家口骡马补充所”，委任佟麟阁暂代察哈尔省主席兼民政厅厅长、张允荣为财政厅厅长、吉鸿昌为警备司令兼警察处长和公安局长、张砺生为警备副司令，同时公布了抗日同盟军总司令部的组成人员。蒋介石、汪精卫得知冯玉祥抗战举动，多次电邀他去南京“商谈国事”，加以阻止，均遭冯玉祥的拒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