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同盟军的酝酿和成立

　　1930年秋，我被北平党组织派遣到河北南部，做红枪会方面的工作，不久，又被改由河北省军委直接领导，联系人是廖划平。起初，我只有一个工作关系，名叫阎绍轲，他是磁县彭镇人。1927年，他在北平某大学读书并参加革命。大革命后，他回到原籍，同红枪会上层人物有联系并与他们结拜为兄弟。红枪会中有一位是学生出身而且同情革命的人。此人收纳了几百名红枪会会员组成民团，并担任了该民团的团长。当时，石友三派人在磁县地区以封官手段收集人枪，发展队伍。石友三派的人员中有个东北人，住在顺德车站附近的客店，我也住在此处。这样，我们相识了。我知道他们在一定程度上同情共产党，从而也知道石友三本人当时不反对共产党。石友三示意其下面的人邀我去看他。我向来人表示，无意走部队的门路，朱接受邀请。这样一来，引起石友三对我格外重视。1931年8月，石友三因我不去见他，便亲自来客店访问我。时年7月，他在开封、顺德发动兵变，反对蒋介石和张学良。我最初和他意见一致，所以建议他突击之后，作撤退准备。他未能接受我的意见，结果在短暂的时间里，全军覆灭。在石友三发动突击式兵变时，我已回到北平。本来打算要向省军委汇报工作。但是，在我来北平之前，中共河北省委机关因叛徒告密，于6月份遭到敌人破坏。省委书记殷鉴、军委书记廖划平、委员薄一波、胡锡奎等多人被捕。廖划平很快就叛变了。这样，我就不能找军委接头了，便委托北平工业大学党支部负责人刘迟生，帮助我找有关党组织联系。

　　大概是在8月份，胡鄂公委托中共北平特别支部书记张祝唐找到我，让我谈了以往的工作情况。他们认为我在地方上开展斗争有一些经验并且做出了一定的成绩。于是由胡鄂公介绍，我在北平见到了陈赓同志。陈赓是由中央派到北方来开辟新的秘密工作的。他当时邀我到天津去做他的助手。不久，我即到了天津，住租界某旅馆。陈赓同志到旅馆找到我，向我布置了创建华北政治保卫局的任务。

　　我们在旅馆谈了很长时间。他向我介绍了过去秘密工作的经验和教训。他指出，大革命时期广州和武汉做过重点，成了全国的政治中心。到了三十年代初，由于日军侵华日趋深入，使平津逐渐成为政治中心。平津及华北其它备地聚集的各方面杂牌军很多。国民党南京政府派来的特务也多，为敌效劳的汉奸也多。然而，与这些反动势力进行斗争的工人、农民、青年学生、知识分子、市民以及爱国人士也很多。我们的斗争方针就是针锋相对。陈赓交给我一份用毛笔写的四十条工作任务，并向我交待说，这个工作机构叫做华北政治保卫局。我当场看完了四十条任务，简单归纳了四个方面的工作，记在脑子里，便把那文件撕掉了，四个方面的工作是:(一)特殊军事活动;(二)特殊政治活动(统战性质的);(三)保卫组织;(四)情报工作。需要说明的是，当时陈赓同志代表党组织只交给了我这么一个局的名义和这项重要的工作任务，并没有交给我一个现成的组织。我当时问他：“这是怎么一个组织形式?”他说：“根据现在的条件，中央不能派人，中央如果派人就需要提供大批经费。这个机构成立起来，也不能通知地方党的组织，不能从地方党组织调人。否则，平、津地方党组织一旦出了叛徒，这个机构就有暴露的危险。”我接着又问：“那我吸收来的干部，人家提出要入党怎么办?……”陈赓同志说：“你在工作中如果认为这个人可以入党，你就可以批。不用地方组织批，也不用中央批。”当叫，王明已经取得了中央领导地位。左倾路线已经在实际工作中得到了具体运用和发展，王明一伙没有认识到中国阶级关系有了明显的巨大变化，而把同国民党反动统治有矛盾并在积极活动要打倒南京政府的中间派，断定为所谓“中国革命的最危险的敌人”，主张打倒一切。白区工作在这种错误路线的领导下，遭受了严重损失。我当时虽然还没有什么理论认识水平，但在实际工作中对这套方针有看法，因此便对陈赓同志说：“现在我们有的同志来参加党组织的会议，坐人力车都要从很远地方下来，原因是怕被其他同志看见汇报后，被开除出党。我们要与敌人打交道，什么方式都可能采取。按照现在这个路线，我无法做工作。”陈赓同志说：“你只要把工作搞起来，可以根据具体情况办事，不执行打倒一切的政策。”后来，我才知道这一重要的指导思想是周恩来同志向陈赓口授的。当时，陈赓同志并不是直截了当讲，现在中央路线如何如何左，只是十分策略地在具体工作方针上提出正确意见。在当时的条件下，能够提出这一点就很高明、很有深谋远虑。这就使我们开展工作有了头绪，特别是为以后与冯玉祥打交道、共同组织抗日同盟军，提供了党内指导工作的思想依据，陈赓同志与周恩来同志在我们党和中华民族遭受危难的时候，为顾全大局，以无产阶级革命家的胸怀，采取了很明智的斗争策略，这是从革命的总利益着想的，也是在具体行动上对王明左倾路线的抵制。我当时如果在思想上不明确这个问题，工作无论如何是干不成的，当然也就谈不上参与酝酿组织抗日同盟军了。